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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长沙“双城记”

——杜甫草堂行记（下）

文/途中说者

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避乱入蜀，到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离开成都，除一度流寓梓州、阆州外，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了三年零九个月，其间他写了240多首诗。

从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年）的春天抵达长沙，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的冬天过后离开长沙、大历六年（771年）的春日去世于长沙与岳阳之间的湘江船上，杜甫流寓湖南的时间不到两年，其间他写了96首诗，其中在长沙作诗47题50首。

最喜欢杜甫在《赠花卿》中这样写成都：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杜甫笔下的成都总是这样的美好：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是“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也喜欢杜甫在《清明》诗中这样写长沙：“著处繁花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还喜欢杜甫在《岳麓道林二寺行》中这样写长沙：

“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

“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

杜甫竟然流露出了难得的喜悦和安居的念头。饱经人间苦难的诗人说，桃花源中的人家容易适应新的制度风俗，橘子洲的田地土壤依旧肥沃丰饶。从前遭遇衰败乱世，大家都隐姓埋名、藏身避世；如今我有幸身处长沙这安乐之地，得以苟全养护我这微贱之身。那一重重、一层层掩映回环的山水，就像我的肺腑内脏一样亲切；山中的鸟儿、山间的花朵，都是我的兄弟朋友。这难道不是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吗？

最喜欢杜甫在成都怀古的模样，他写《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也喜欢杜甫在长沙怀古的神情，他在长沙致意最多的人是贾谊。

“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

“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

“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

“载感贾生恸，复闻乐毅书”。

最喜欢杜甫在成都怀念故人李白的深情。他在《不见》中写道：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也喜欢杜甫在长沙与故人相逢的深叹。他的《江南逢李龟年》诗写道：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成都和长沙相隔千山万水，但有几只燕子总伴随着诗人的韵脚，在杜甫的诗行里飞来飞去，在成都和长沙千山万水之间飞来飞去，也和诗人一样，写着它们的“双城记”。

成都的草堂落成了，“江上燕子故来频”“频来语燕定新巢”；在草堂的水槛边，“自去自来堂前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在草堂的风雨中，“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在草堂的暮春里，“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这几只燕子也跟着诗人一路飞到了长沙。杜甫还在洞庭边的湘夫人祠，“虫书玉佩藓，燕舞翠帷尘”；杜甫船到乔口，将入长沙，“树蜜早蜂乱，江泥燕子斜”；杜甫离开长沙，待赴衡阳，“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直到大历五年（769年）春，杜甫仍旧漂泊在长沙附近的湘江上，陪伴他的仍旧还是这几只燕子。他在《燕子来舟中作》中写道：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春。

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

杜甫还用登楼，刻度并标高了成都和长沙的“双城记”。

他在成都写《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未改，西山盗寇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转作潇湘游”，离开成都出三峡前，他写《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高楼。

峡坼云霾龙虎睡，江清日抱鼋鼍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他经岳阳抵达长沙前，在洞庭湖边写了《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些高楼，从成都到长沙，诗人一路都登上去了。

杜甫一辈子都登高不倦。壮年游历，他的《望岳》诗写道：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从成都到长沙，出峡前暂寓夔州，他的《登高》诗写道：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却到了长沙，杜甫的最后一首七律《长沙送李十一衔》中写有这么一句：“竟非吾土倦登楼”。

诗人真是累了。“竟非吾土”，身子所处还是老病孤舟；虽“倦登楼”，心里装的却是“戎马关山北”。诗人的韵脚止步了，长沙的海拔却挺高了，在历史的天空，在文化的天际，挺高得与成都等高。

漂泊到长沙的杜甫，在湘江边写下了《江阁走笔呈崔卢两侍御》和《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可以推测湘江边有一曾为杜甫遮风挡雨的江阁。最终，在流过江阁的湘江之上，杜甫吟成了自己的绝笔。

杜甫在《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中这样写江阁：

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

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

从诗句可以想象江阁的壮观。今天，长沙在湘江之畔建了一座杜甫江阁。

成都有杜甫草堂，长沙有杜甫江阁。

漫步杜甫草堂，遐想杜甫江阁，总还想到那几只燕子。锦江的燕子与湘江的燕子，原是同一种候鸟，也原是同一双眼睛。它们衔着草堂的泥，又衔着江阁的雨，在成都与长沙之间飞了一千三百年，翅膀下始终是那个老病孤舟里写着“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人。燕子不辨蜀楚，诗行不分西东，当“自去自来堂前燕”与“樯燕语留人”在历史的天空里交翅而过，两座城便被根根轻羽缝合。原来文化从未被山水割断，它只是借飞鸟的轨迹，悄悄续写着自己的“双城记”。

漫步杜甫草堂，遐想杜甫江阁，总还想到诗人登上几座楼。他在成都登楼见锦江春色、玉垒浮云，在长沙登楼见吴楚坼裂、乾坤浮沉，一座又一座高楼被他踩在脚下，不是为了标榜海拔，而是为了让眼中的天下更高、心中的悲悯更重。直到最后，他说“竟非吾土倦登楼”。不是脚步倦了，是心在万方多难中耗尽了气血；可也就在这一声轻叹里，长沙的海拔被提到了与成都齐平的高度。因为真正的等高，不在砖石，而是一个白发诗人趴在栏杆上望见的、同一片被战火烧红的关山。韵脚登楼的高度，终以苍生为尺度。

两座城，成都与长沙，因一幢柴门茅顶的草堂，因一幢钢筋水泥的江阁，都以杜甫为名，在诗的历史里遥相呼应，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里遥对等高。

柴门茅草会朽，钢筋水泥会老，但杜甫二字刻进地名的那一刻，建筑便不再是建筑，它们隔着千山万水对望，中间流淌着三峡的云、洞庭的波、湘江的雾，以及所有曾在“落花时节”读过杜诗的人的心动。两座城不必争夺谁的恩赐更重，因为诗人早已蘸自己的心血为墨，一半洒在锦官城的繁花里，一半洒入长沙边的湘水中；而今天，不论是成都的草堂还是长沙的江阁，站在任何一处的屋檐下，只要念出“此曲只应天上有”，便是等高于我们民族所有艰难而诗意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