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二三事

文 | 林森

我们很少能够遇到像李少君那么热情的人，他总是在别人忽略或不屑为之的地方，倾注着他的满腔热情。他当了多年的杂志编辑，现在也还当着，总会有年轻的写作者，不断地被他发现、提携，走入读者的视野。

我跟他相识，也是因为文学。那时，我还是海南大学水产养殖学专业的学生，在那个网络论坛还很火热的年代，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在网上书写、连载小说。有一回，学校里有一个文学社组织的文学讲座，主讲者就是《天涯》的主编李少君，黑压压的一片人头里，我几乎快挤不进那个教室。我更没想到，他会在讲座当中提到我，提到了他在网上看到我一个长篇小说时候的惊喜，他说他看到了海南文学的希望。讲座之后，我跟他打了招呼，留了联系方式。之后，和一些年轻的诗人一起，慢慢地跟他熟悉了起来。

那时的海南大学，聚集着一群声名显赫的诗歌英雄，耿占春、多多、徐敬亚等，都陆续来到海南大学。身边都是一些喜欢诗歌的朋友，自然也被这些氛围所鼓动，我们编辑了自己的刊物，叫《本纪》。

朋友们都是穷学生，谁也买不起电脑，每一行字都是在学校食堂三楼的网吧里敲击出来的，想把作品汇编、排版，要么上网吧，要么跟有电脑的同学套近乎，借用几个小时。我们当时排版，只会用最简单的Word，排好后，有时也没钱打印。凑够钱印出来后，学校里的文学爱好者开始传阅《本纪》，这些打印的刊物传着传着，就半路被截，再也回不到我们的手上。那是真正属于文学的纯快乐。

这些文字，自然也被李少君看到，他说：“以后，你们把《本纪》编好，想打印，就到天涯杂志社找我。”我们便一期一期地编着刊物，到天涯杂志社找到他，他没多说，把我们带去文印室，跟编务交代之后，我们便看到一张张纸从打印机里刷出来，压抑着内心的兴奋——他帮我们解决了一群穷学生编辑刊物最大的难题。

《本纪》的最后一期，是诗歌专号，这些诗歌也被他几乎全部选用，收入了海南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编的诗歌民刊《海拔》的创刊号。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天涯杂志社公私分明，当时我们打印《本纪》的每一张纸，背后都是他付了打印费。他不愿直接给钱支持，而是以这种悄悄的方式，支持一群年轻人的文学热情，最大程度地维护了我们有些脆弱的尊严。

也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是因为看中我们的所谓“文学才华”，才有那么多热情，他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充满热情的人。他有好几年，在海南一所学校兼职授课，班上的人毕业了，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帮学生介绍工作。

后来，我也到《天涯》担任编辑，有一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找到编辑部，问需不需要实习生？我带着那大学生到李少君的办公室，他说：“很遗憾，我们最近不需要实习生……不过，不知道你对广播电台的工作感不感兴趣，我帮你问问！”他立即掏出手机，联系起来，没一会，那大学生离开之时，竟真的就有了一个去处。当时的我，有点目瞪口呆，我知道他是一个热情之人，但我真没想到，他的热情也可以洒向一个只是突然找上门来的陌生年轻人。我比他年轻十多岁，我也尽量在编辑工作中，去帮助那些更年轻的写作者，可我发现，他总是比我更早发现、挖掘出更多的年轻人，那是一种真正的编辑特质。

2007年下半年，我得到一个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机会，那时在一个网站的工作资历尚浅，要去北京，唯一的选择就是辞掉工作，坐着超慢的火车，摇摇晃晃几十个小时到北京。我当时比大学时还落魄，因为已经毕业，家里不可能再给任何支持。

学习期间，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我们全班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李少君也带着海南的青年作家代表团抵京。

到酒店遇上后，他拉着我，低声问：“你还有没有生活费？没有的话，我先给你一点？”我脸皮薄，连连说：“还有，还有。”

后来，我还是在会议返程之前，找到了他，说：“李老师，你还是借我一点。”

他说：“要多少？”

我说：“有多少？”

他哈哈大笑：“不能我有多少就给你多少吧！”

后来我回到海南，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把钱还给他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可我没忘，我当然记得他看出我的窘迫困顿，便立即在寒冬里主动伸出的援手。

我后来也成为《天涯》的编辑，看到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保有真正的激情。他总是编辑部约稿、编稿最积极的那个人，每天也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他写过一首叫《旧年》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下班了，他带关门

就像把旧年关在了门后

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

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种暗示

倒掉茶杯里的水

就像将旧事洗净

和同事说再见

似乎是和故人告别

顺便翻一遍旧台历

有点像重温过去的三百六十天

然后再将台历扔进字纸篓里

就像将过去的一切彻底丢弃

不仅仅辞别旧年是这样的，他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编辑的时光。这当然也成了我后来的生活，每当同事先离开，空荡荡的编辑部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想到这首诗；我总是在稿子的翻阅中，想到韩少功、蒋子丹、李少君、王雁翎等编辑部前辈也曾在同样一个空间里，在与一行行文字、一个个标点的较劲中，留下他们的体温和热情——那就是关于文学、关于职业精神的最好传承。

后来，由于工作变动，他去海南省文联担任专职副主席，自然不能再在隶属于作协的《天涯》任职，可他把工作的热情带到了省文联。那短短的几年里，省文联的美术、音乐、影视等活动轰轰烈烈，他总是那个在四处张罗着的人。可我也隐隐有些替他担忧，虽说所有的艺术门类是相通的，可习惯了当编辑和作家的人，面对着各种繁杂和琐碎，总是有些力不从心、心生疲惫的吧？

如果可以选择，或许他更愿意面对着一堆堆稿子、一期期《天涯》，而不是职务更高的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吧？很多人可能并不明白也不会相信，一辈子从事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其实是最大的幸福。去做别的，当然也能做得很好，可我总觉得，那是对他编辑能力、文学热情的最大浪费——我，还有海南的很多作家，总会不时谈到，或许，他总还是有机会，重新当一个与文学打交道的编辑的吧。

后来，就是他北上了。

在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文学。韩少功1996年主持改版《天涯》之时，李少君的关系还在《海南日报》，收入要高得多，可后来他选择到工资低得多的《天涯》当编辑。

韩少功在《我与<天涯>》中说：“（李少君）后来成为刊物组稿和思想文化批评方面的快枪手，与新生代作家和学者们有较为广泛的交往……他身上还有一种眼下已经不太多见的急公好义……碰上公家有事要联系，他拔出私人手机就给香港或者美国打电话，这种豪气你也有？”

刚听说他要去《诗刊》，很多海南的朋友都不理解，毕竟，他的家庭、他所有人际都在海南，在事业上也正顺风顺水。人到中年之际，只身北上，一切未知，这个决定比他当年放弃高收入到《天涯》要困难得多。可我知道，他肯定会选择北上，因为我知道，他跟我是一类人，把诗歌、文学看得比任何事都要重。

刚去文联之时，有一回他悄悄问我，说有人找他推荐人去干一份工，工资至少是我在《天涯》的五六倍，问我要不要去？他说，他也知道，挖自己人不好，可这份收入可能对我生活更有帮助，他把主动权交给我。我沉默不到五秒，回说：“我，还是留在《天涯》吧。”他也像是松了口气——我知道，他也担心我真的选择离开《天涯》，放弃文学。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样的选择的——在有些人眼中，没有真正的热爱，只有利益的衡量。他北上履新之前，海南的诗人们给他送行，大家都在感慨的一句话是：李老师离开后，海南不会那么热闹了。这句话有两种意思：一是失落，是说他离开之后，就少了一个真正热心组织各种文学活动的人了；二是期待，期待他把韩少功所言的“急公好义”，带到《诗刊》，带到中国诗歌这个更大的文学现场。这两者，后来都得到了印证。

我们后来在微信上，看到他把《诗刊》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看到他继续以他的编辑敏感，发掘更多的年轻诗人。他到北京之后，偶尔回来海南，只要有机会，基本上都跟海南的诗人见见面、聊聊天，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他各种忙碌的身影。

有时到北京出差，抽得出时间，我也会去团结湖畔的《诗刊》编辑部串串门，聊一聊海南的事，也聊一聊北京的事。《诗刊》平台高，也有更多的目光盯着，各种声音甚至杂音也多，可谈及这一类事情，他总是显得很淡然，他应对的方法最简单也最有效：好好做事。

他帮助年轻人、发掘年轻写作者的热情一直不减。在北京的不少场合里，我碰到一些年轻的诗人，聊起来，知道我来自海南、来自《天涯》，话题总会不自觉地谈到李少君，几乎每个人都会说一句“我很感谢李老师”之类——作为“为他人做嫁衣”的老编辑，他确实让很多初出道的年轻写作者受惠良多。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李少君当年在海南大学的那个讲座，没有顺口提及我在网络上连载的那篇小说，讲座之后，我肯定也像往常一样，避开热闹的人群，悄悄离开；如果那样，我肯定拥有另一种人生。可，人生又哪里是能假设的呢，所有的事情堆积，我们成为了今天的自己——唯有对文学真诚之心、唯有对他人真正的热忱，可以恒久不变。

（授权发布）

林森，著名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李少君，1967年生，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海天集》《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等，被誉为“自然诗人”。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协副主席、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现为《诗刊》社主编，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