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修永定县志卷三·地理志·大庸古城图》

大庸古城何以为古——大庸古城始建考

文/吴懿

大庸古城，坐落在今张家界市区澧水北岸。这座城池称之为“古”，并非仅仅相对于1994年才得名的张家界市而言——早在清同治九年（1870年）刊刻的《续修永定县志》中，它就已被官方正式标名“大庸古城”。

查该志卷三《地理志·舆图》，不仅图绘有大庸古城全貌，图中更醒目地标注“大庸古城”四字。清人修志时既以“古”相称，则城之建置必远在清代以前。该城之“古”，诚非虚誉。

张家界市曾名大庸市。经国务院批准，1988年始成立大庸地级市，辖慈利、桑植两县和永定、武陵源两区；1994年4月4日，更名为张家界市。在此之前，以大庸命名的建置曾有大庸县、大庸卫、大庸所等，查今张家界市地名，尚有大庸所、大庸坪、大庸桥等多处留存至今。时移世易，县城迭经建置更迭、屡有兴废，如今地面遗存寥寥。是故欲知大庸之古，必先考其城始建之因。

关于“大庸”地名的最早文献记录，见于清道光《永定县志·金石》，志载灵顺祠钟款：“文镌大元荆湖北道澧州路慈姑山十三都大庸口灵顺祠。至治元年刘国道造。”至治元年为元英宗年号，即1321年。据此可知，至迟在1321年，“大庸”二字已镌入钟款，见诸文字，可为地名之证。

有说大庸因地理而名。大庸卫初择址于大庸溪畔，卫名即取自该溪。大庸溪为澧水北岸支流之一，《水经》与《水经注》皆未明文载录，其得名之由，久已难考。后人或谓楚迁古庸国于此、水因国名，或谓大庸溪即古茹溪、大溶溪等等，有待另考。至清代纂修方志，已绘图标注大庸溪具体所在。据清同治《续修永定县志》绘图所示，县城踞澧水北岸，与大庸溪之间尚隔有一条无事溪；而大庸所则临近武溪，与县城形成东西分峙之势。大庸溪作为大庸古城的地理标记，并不精确。

《续修永定县志卷三·地理志·水道图》

此地设城邑，实为疆域统一与民族统治的双重所需。本地南乡人、光绪年举人侯昌铭曾在《永定县乡土志》序云：“然其地要质南荒，界连蛮左，边乃有事，其侧溢旁出者，时取道于此。而土酋世官，乘中原变故，未暇经营，往往煽引峒夷，割据自大。前明设卫所，立屯卒班军以靖内讧，设宣安抚各使司以捍外侮，势使然也。”地处湘西，于军事上扼居南荒要塞，是蛮夷出入内地的孔道。世居其地的土司势力，多在朝廷与蛮夷之间摇摆，时有割据叛乱的隐患。尤其在元末明初，此处曾是陈友谅势力的活跃地带。至朱元璋称帝之后，为加强该地的统治，于是派兵进驻，扎营设寨，自此大庸始有卫、所的独立建制。

卫与所，是明朝的军事层级。按《明史·兵志》：“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5600人为一卫，设卫指挥使司，长官指挥使，正三品；卫辖前、后、左、右、中五千户所，每所1120人，长官千户，正五品；所辖百户所十，每所112人，长官百户，正六品；百户之下为旗，每总旗50人、每小旗10人。

清康熙《永定卫志·建置》载：“明洪武二年己酉，于永顺宣慰司境内置羊山卫，在今治西八十里。设排栅城。简沔阳、黄州、襄阳、安陆兵，共为戍守。后以此地险远，运粮维艰，召指挥黄常至南都亲讯而然之，遂迁今地，改卫名大庸。”此说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廷在今永顺羊峰山设有羊山卫，城制简陋，以木栅为城，此即大庸城卫制之肇端，在今张家界市区以西约八十里。后来，黄常在南京面圣时，上告地险运艰之难，成功建言将羊山卫迁至大庸，并改名为大庸卫。此处存有疑窦：具体何时迁址，并未明言。

清光绪《湖南永定县乡土志》载：“（黄）常相度地势，甃砖垒石为城，建官寺，设仓库，皆躬亲擘画。后有指挥使张胜、周辅、吉世英、丁贵、朱武昌，前后续修告成，屹然重镇，至今赖之。”按此说，黄常作为大庸古城的早期迁建者，完成了大庸的定址和城垣的初建。较之羊山卫初设时的木栅之制，迁治后的大庸卫城由砖石垒砌，坚固远胜于前；其后又经张胜等人前后续修，城池规制日臻完备，大庸卫由此发展成为边陲重镇。

明万历《慈利县志》载：“永定卫城在县西南一百八十里十二都，即大庸卫旧城，乃洪武辛亥（1371年）常德卫指挥张胜始筑者。高二丈四尺，周围五里二百二十步，东西南北各有门，门上有楼，凡四门。在东北隅者曰小东门，池深一丈五尺，阔二丈八尺。以后修建年次无考。”此说将张胜定为大庸城的“始筑者”，并清晰记叙了他所筑城池的规模布局。

合观以上两志所记，黄常，是大庸城的初创者。他所营造的主要是军事意义上的卫城，构成了大庸城的原型。张胜则是大庸城池的完备者。以此分疏，方可厘清谁才是大庸古城的“创始人”。

在时间标记层面，以上两志与《明实录》存在出入。

据《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载：“洪武六年十二月壬寅（1374年1月18日），置澧州仓。初，武昌都司言：澧州积粮之地曰大庸，其地卑隘，不若于且住冈筑城积粮为宜。上命都司及澧州官别择地之平坦有河便于漕运者为之，至是仓成。”就笔者所见，这是“大庸”一词首次出现于明朝廷官书。此时大庸仅为澧州积粮之地，因地理局限而不堪其用，实录中并无卫所建置之痕迹。朱元璋虽纳“筑城积粮”之言，但并未全从其策，而是命人择平坦有河、便于漕运之地另建粮仓；至于仓成之所在，实录中亦未明言。

此条所记，与明万历《慈利县志》“洪武辛亥张胜始筑”、清康熙《永定卫志》“洪武二年迁今地而改卫名大庸”两说俱不相合。《明实录》确证洪武六年大庸犹属粮地，至洪武九年才正式建卫。地名之沿革与建置之沿革，实不可混同。

《明实录》完整记录了明朝历代皇帝日常重要的言行政事，由朝廷史官逐日记载，就时序而言，可信度最高。至于地方志，是后人追叙式的撰写，历史精准度不及史官实录。相关时序，应当以《明实录》为准。但在空间标记层面，地方志撰修者有其在地性的优势，见闻切近，相关地理，当采信诸地方志。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载：“洪武九年四月庚子（1376年5月5日），罢澧州千户所，置大庸卫指挥使司，以常德卫指挥佥事张胜置卫事”。由“所”改“卫”，是一次军事建制的升级，表明明廷刻意加强对此地的控驭。

九年之后，大庸卫的军事战略意义果然显现。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三载：“洪武十八年五月辛巳（1385年6月28日），湖广大庸簳坪朝纳洞蛮寇作乱，安福千户所以兵讨平之，生禽一百三人至京，悉宥死，发戍辽东。”这一次平乱，生擒俘虏，全部免死，发配辽东。

相比朝廷这次较温和的处置，第二年的镇压要严酷得多。“洪武十九年十一月乙卯（1386年11月24日），湖广澧州朝纳洞蛮人作乱，大庸卫指挥佥事吴麟率兵击破之，斩蛮贼百余人，获铜印六颗。”强调铜印六颗，意味着叛军并非寻常乱民，而是具备建制的敌对组织。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九中记载了当时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乙巳（1387年1月13日），湖广都指挥使司奏请运施州、崇山、大庸、五开、黄平、平越等卫军食。上览奏，顾谓户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种岁久，何得乏食？数年来，军中无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给之困。惟施州从其请，五开等卫亦令军士屯田自食。”朱元璋认为崇山、大庸等地屯种多年，怎会缺粮，军队并无功劳，不该再找官府索取，不体恤百姓供给的困难。事实上，朱元璋作此武断之前，大庸一带两次平叛，并非其言“军中无尺寸之功”，由此不仅可见其统治之苛严，也隐现了其对大庸军备之轻忽。

两年后，果然生变。“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癸亥（1389年3月21日），湖广安福千户所千户夏得忠诱九溪洞蛮作乱，诏东川侯胡海、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昇帅师讨之。海等驻兵贼境，昇独潜兵出贼后掩击之，遂擒得忠，送京师斩之。命置九溪、永定二卫，改大庸卫为千户所。”朝廷调集多支部队平定夏得忠之乱，再度强化军事统治，增设九溪、永定二卫，将原大庸卫降为大庸千户所。就笔者所见，这是“永定”作为本地卫所之名首次见诸明朝官书。命名为永定，或可推度为统治者期盼长治久安之意。永定卫承继了大庸卫的故城，即今永定城区；大庸所则另行择址而建；“大庸”之名随建制迁移。

前后不满五年，三度用兵平叛，折射出朝廷与地方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统治者的应对手段仍不外乎军事弹压与建置升格，尚未认识到消弭对立的根本在于族群融合。真正改变局势的，是随卫所而来的一套常设机制：设卫置屯，军户落籍，军籍与民籍分治，军户世代承役，不得脱籍，无事则屯垦开发，有事则奉调出征。此制以军籍巩固兵源，以屯田供给军饷，以卫城保障守御，其本意在于控驭，是区隔，而非交融。然而制度的实际运行，往往超出立法者的初衷：军户与土著比邻而居，农耕技术、集市交易、语言习俗随之交互渗透。黄常、张胜诸人先后造城，初为城守之固与粮储之便；而历经岁月演化，这座原本纯粹的军事据点渐次兼备屯垦、军政、文教与贸易等功能，蔚然成邑。

大庸卫降为大庸所、新置永定卫后，历明入清，直至清雍正八年（1730年）土司改土归流，雍正十三年（1735年）裁卫设县，卫所制度自此而终，这座卫城被改置为永定县治。今人所称“大庸古城”，多指此县城。清同治《续修永定县志》绘有清朝县城全貌，载其形制甚备。乍看图，便河环郭，垣墉周合，城有五门：东朝阳门，南朝天门，西镇彝门，北拱极门，东北别为土门，亦名文明门。城内则有县署、都司署、典史署等衙署，嵩梁书院、考棚等文教，武庙、城隍庙、马王庙、高真观、普光寺等祀典，八方阁、文昌阁、节孝坊等建筑。城外则有鲜鱼巷、江西会馆等民商辐辏，可见市井之盛。

《续修永定县志卷三·地理志·县城图》

大庸城域即今永定区，城内现存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一为明代普光禅寺古建筑群，始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由永定卫指挥使雍简主持修建，法系隶属南岳临济宗。其二为清代田家大院，始建于清雍正年间，为田氏家族聚居，属湘西土家族民居建筑群。其三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1934年11月，红军在此设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与省军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曾在此指挥作战。城外王家坪镇另有石堰坪古建筑群，始建于清代，属土家族吊脚楼村落。

清同治《续修永定县志》另一图中所绘的大庸古城，则应为大庸千户所城。永定卫城与大庸所城并存一域，相距三十里。对比两者，形制高下悬殊，正是明朝卫所两级城制等级差异的实证。

据明万历《慈利县志》载：“大庸守御千户所城在县西南二百一十五里十三都。永定卫西，本大庸卫，洪武二十一年改为所，隶永定卫。周围二里二百八十步，有东西南北四门，门上各有楼一，有敌台二座。洪武戊寅（1398年），千户武才始筑之。”大庸所城是明朝军政建制之力所造，始建于1398年。其纪年与《明实录》大体相合。

据清光绪《永定县乡土志》载：“武才，宿州人，大庸所千户。爱养士卒，治屯课农，于武溪口建城，小而坚固，扼山水要冲，诸蛮畏服，不敢犯。讨安福叛酋唐大孙、夏得忠为先锋军，熟习各隘寨，指授方略，所向有功。”大庸所城在今永定区后坪街道。武才为大庸所城始筑者，经略有方，才具足任，大庸所久安之基，实自此立。大庸所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被裁撤，其辖地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永定县时改隶县辖。所城既废，兵去民进，民生聚落自然生长，大庸所古城遂演变为今之大庸所村。这正是制度退场、聚落留存的历史缩影。现存古城残墙和东门遗址等遗迹，被列为大庸所古城遗址，系永定区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永定区南门口沿河街区拆迁，启动“大庸古城”复建工程，用地240亩，复建南正街、南门大码头、三元宫、八方阁、吊脚楼群，并保留老城墙残段。今日“大庸古城”，便是此新造之城，而非旧城之续。其旨在“以形存意”，不在“以物证史”。

考大庸古城建造之因，可知其迭经三变：1376年置大庸卫，城立于今永定城区；1389年改卫为所，所署后迁于今大庸所村；2016年拆建南门口街区，复建今日之城。三者各有其年，同处一域，城址不一。而七百年间，其名沿用至今。

本文之考，一在正名：厘清“大庸古城”之所指，方可坐实其历史真实性；二在证史：张家界作为旅游城市，一向以自然景观著称，城市人文尚多留白之处，有待着墨。故考一城之始建，不在于争一地之虚名，而在于为这座随时代变迁的城市，留存有据可传的文化底蕴。

作者简介

吴懿，湖南省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秘书长，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新文艺群体委员会副主任，民建湖南省直企业支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