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捷/摄

孤雁落衡难北归

文/舒维秀

秋风转爽，大湖澄碧，南洞庭岸边浅浅的草地上，横七竖八仰躺着一群孩子，他们眼望湛蓝的天空，等待着大雁的飞临。一只、两只、三只……好多只。“宴子宴子，快飞‘人’字”，孩子们的当地口音，把大雁喊成宴子。一会儿，凌乱的雁阵，真飞成了“人”字，往南而去，消失在湖区渺远的天空。

几十年后的这个初秋，当我们从衡山七十二峰的祝融峰下来，往南去寻踏七十二峰首峰迥雁峰时，同车的方女士回忆起了年少时关于雁南飞的这个小故事。

迥雁峰以前在衡阳城外，现在已被纳入城中。山不在高，有雁则灵。山名之由来，一说是大雁南飞时，在此停歇，来年春天再北返。王勃“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是也。

中国文学史上，有只大雁，始终孤独地飞行在历史的天幕里，颠沛流离，张望失望，晚年一心想北返中原故乡，却一再地南辕北辙，出巴蜀，入荆湘，最后病逝在湘江耒水的一条破船上。

（一）

湘江北去入洞庭，耒水南来汇湘江，耒水是湘江最大最长的支流。耒阳城在衡阳城东南方百十公里外的耒水岸边。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耒县，汉高祖五年（前202）以城在耒水北边而更名耒阳，从此坐不改名2200多年。这里是神农创耜、蔡伦造纸之地，此行更吸引我们的，是想去寻访那位想北归却南渡，最后卒葬耒水岸边的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踪迹。

耒水迤逦，秋阳浓烈。进城不久，过了河岸边高耸的七层青砖古塔，正式进入城区。车上同行人议论说，现在的城市建筑千人一面，没有特色。文化是城市的最好标识，正因为文化不同，城市才显出它的特征来。

进得耒阳一中校门，校园内空旷寂静，主道前方不远处右边围墙一角，有绿树覆盖，有廊亭围绕。接待我们的校办公室人员介绍，那就是杜甫墓了。大家不由得心生敬仰，轻轻走近，细看端详。

整个墓园呈四方形，约百余平方米，左右后用一米来高的水泥柱撑着水泥做的板枋，形成栏杆样，围住墓冢。墓冢居中，坐北朝南，高约一米五，底径近四米，麻石围箍，正面横嵌一弧形石条，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阴刻“有唐工部杜公之墓”，款署南宋“景定癸亥（1263）夏孟（孟复）”，“县令王禾立石”。墓后卧一小型龟蚨，背脊处应驮有一竖碑，今不可见，只见脊处凹槽已被水泥砂子填覆。龟蚨左右，各摆四个石柱础，上架两截残碑，一截字不可识，另一截则字迹清晰，初看以为是怀素的狂草。同行者拍照发给书家，凭题款“西涯”，认出应是明代首辅（宰相）李东阳的书法。墓冢前立有一汉白玉长条竖碑，碑外罩玻璃框，是1940年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将军撰的《重修杜公墓碑记》，落款处字刻已被磨成凹形，猜原字应是“薛岳”或“伯陵”。

墓冢前后植有数株柏木、桂花、女贞，树径约二十几厘米，既不显老迈瘦削，也不见生机活力，倒给人一种老病孤单的感觉。水泥围栏外，右边是校园围墙，后边是两层、左边是一层砖木结构的房子。玻璃罩碑外前坪，二十多年前立有一尊杜甫半身青铜塑像。塑像左侧，是一曲长廊。

时近正午，阳光直达，投下斑驳碎影，没有鸟叫，没有蝉鸣，也没有风声，整个墓园，除了我们的脚步声，就只剩有寂静了。

哎，轻轻问一声，杜甫在成都浣花溪时，闻听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后，是打算要“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怎么最后却漂泊到了湖湘的耒阳了呢。

（二）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祖籍湖北襄阳，其曾祖时迁居河南巩县。杜甫二十岁时，年少好游，到过吴越。开元二十四年（736），在洛阳参加进士科考不第，随后与朋友往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

天宝三载（744），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适。这是第三次漫游。天宝四载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饮酒赋诗，互赠诗篇。这是诗仙诗圣的最后相遇。此后杜甫客居长安十年，天宝六载（747），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所有参考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不通，杜甫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报负，不得不投赠干谒，但都没有结果，人渐渐由年少快意变得郁郁怅然。

天宝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河西尉职，旋又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为生计他不得不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回乡省亲，遇上了小儿子被饿死的惨剧。十二月，导致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被困长安半年，后逃至凤翔，被唐肃宗授为左拾遗。长安收复后，随肃宗还京，因替人鸣不平得罪权贵，被外放为华州司功参军。后索性弃官不做，翻越秦岭，投奔好友、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严武，任幕中参谋，在成都浣花溪畔，筑草堂而居。七八年后被严武表授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永泰元年（765）严武去逝，杜甫一家失去了依靠，不得不携家出蜀，准备返回老家河南。经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代宗大历元年（766），到达夔州（奉节）。得州都督柏茂林照顾，一家暂住在此，代管了四十亩果园，租了几亩公田耕种，雇了几个帮工，农活忙碌时，杜甫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作。

大历三年（768年）杜甫一家思乡心切，乘舟出三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二月商州兵马使刘洽兵变，八月吐蕃进攻凤翔，长安再度告急。北上返家之路被阻。这年深冬，一叶扁舟载着杜甫家小，来到了岳州（岳阳）城下。内心不得志的郁气，加上长年的陆路辗转，水路漂泊，这年57岁的杜甫，已是“老病有孤舟”，左耳渐聋，右胳膊偏瘫，糖尿病，肺病，牙齿脱落，风痹症严重，把他整成了“百年多病”的老迈之躯。

杜甫一家登上小船来到衡州（衡阳），那是769年的春天，准备投奔好友、当时的衡州刺史韦之晋。不料韦却在他们到达之前，调任了潭州（长沙）刺史。杜甫还未及折返潭州时，韦却已经病逝。这年夏天，多年的肺病加上咳嗽，杜甫“畏热”，从衡州返回潭州，生活无依，栖居小舟，病卧江阁，靠卖草药、奉赋赠诗维持生计。唯一的慰藉是，潭州城里有文友找他诗歌唱和，还偶遇当年宫廷乐师李龟年，写下了“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苦闷的日子里照进一丝丝亮光。在潭州稍稍安居一年，变故再次袭来，大历五年（770）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造反，杜甫一家逃出长沙城，准备逆湘江南下郴州，投靠在那里任录事参军的舅父崔伟。

现耒阳县城北三十公里，有一古镇叫新市镇，是早已废弃的古县，新城县县治所在。杜甫时代，新市镇有一座驿站，叫方田驿。杜甫的小船到达方田驿时，连日暴雨，江水猛涨，舟不能行，被困于此。船上的食物吃光了，全家人饿了五天四夜，耒阳县令聂闻讯，差人送来牛肉和米酒，解了杜家病饿之急。杜甫为之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题目颇长：《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内有“知我碍湍涛，半旬获浩溔”之句。

（三）

历史在这里和后世玩起了迷藏。有说杜甫饱食牛肉白酒后，“饫死耒阳” 。有说耒水正涨，小舟去不了两百公里外的郴州，折回往下游，在“潭岳之间”的湘江舟中病死。有说在方田驿吃过酒肉后，漂溺而亡。

杜甫去世43年后，杜甫之孙杜嗣业请当时文坛知名人物元稹，写下了情真意切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杜甫之死和死后情况，交待得比较简略，“扁舟下荆、楚间，竟以㝢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

杜甫去逝175年后的后晋开运二年（945）编就的《旧唐书》说，“……旬日不得食……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岁”。去逝290年后的北宋嘉祐五年（1060）编就的《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六》说，“……涉旬不得食……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言之凿凿，饥病交加的杜甫，在方田驿大饱聂令的牛肉白酒后，当夜就一卧不起。《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又说甫故后，“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而晚近的清光绪《耒阳县志》又云，“大历三年（768）下峡，至荆南，游衡山……侨居耒阳，值江水暴涨，涉旬不得食，聂令具舟迎之，馈以牛炙白酒。一夕大醉，宿江上酒家，为水漂溺，遗靴洲上。聂令徙置为坟墓焉”。这颇似对新旧唐书之说的演义了。

历史对上述几种说法还没正本清源之前，就翻篇到了下一个章节。

杜甫死后137年唐朝灭亡。对于杜甫墓葬多处之说，中晚唐人和后世之人多言其在耒阳者。并在诗词中多有咏怀，如韩愈（“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坟”）、郑谷（“耒阳江口春山绿，恸哭应寻杜甫墓”）、罗隐、孟宾于（“一夜耒江雨，百年工部坟”）、裴说、齐己、杜荀鹤（“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等等。唐大历五年夏，聂县令在耒水河畔、耒阳城北二里处为杜甫建墓，唐天祐四年（907）耒阳知县朱在墓前建杜公祠，并以此修建杜陵书院。有宋一代，更是前后四次对墓祠进行了修葺。历经千余年，书院不改初衷，秉儒雅圣贤之风范，承诗圣家国之情怀，传国学经典之文脉，是以桃李芬芳，江山代有人才出。晚清时期，县衙凭杜陵书院创办新学，取名耒阳县官立第一高等小学堂，之后多次更名，直至现如今的耒阳一中，校训“公勇勤朴”，杜甫心忧天下的诗圣文脉得以绵延传承。

除杜甫墓葬湖南耒阳、岳阳（平江）之说外，全国还有葬于河南洛阳偃师区、河南巩义市、湖北襄阳以及陕西富县、华阴县和四川成都等六处之说。其中陕西、四川、湖北襄阳四处是纪念性墓葬，观点较为一致，争议较大的是耒阳、平江何为卒葬地，偃师、巩义何为迁葬地。各地都有专家学者举出依据，逻辑推理，非我莫属。耒阳有人考证，“旅殡岳阳”之“岳”，非现今岳阳的岳，乃南岳衡山，衡山南耒水北称阳者，就是耒阳。更有甚者，认为“旅殡岳阳”被人篡改过，在宋代之前引用元稹原文时，是“旅殡耒阳”。岳阳平江说者认为，当年杜甫自方田驿顺江北返，抵达今汨罗一带时，沉疴在身，前往平江，求医问药，没想到竟客死他乡。墓葬所在的平江小田村，现有一两千人姓杜，自称杜甫的守墓后人，已繁衍五十多代。

清朝道光年间，面对河南南阳、湖北襄阳长久以来对诸葛亮隐居地的争议，在南阳当太守的湖北人顾嘉蘅以一联表明他的观点：“心在朝廷，原不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如此看来，不管卒葬迁葬究竟在何地，对于忧愤一生，漂泊半生，病死江上的杜甫而言，后世之人接连在他生前意欲回乡的漫漫路途上，一路向北筑起的数座坟茔，何尝不是为他这只南飞的孤雁灵魂返乡时，提供的一处处栖息驿站呢。

舒维秀，侗族，湖南新晃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第十四期专题文学（散文）研修班学员。作品发表在《民族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求是》《文艺报》《散文选刊》《湖南散文》《怀化文学》《中国审计报》《湖南日报》《贵州日报》《怀化日报》《边城晚报》等报刊杂志。有散文入选《人民日报》社等编辑出版的选本和语文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