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假期，全国各地，传统民俗、年俗活动竞相绽放，每一处都是文化中国的生动展现，传递着浓厚的年味与文化韵味。即日起，红网文化推出《文化中国行——年俗文化》专栏，聚焦新春走基层、文化中国年。

过年小忆

文/姚伦英

（一）棉花糖与爆米花

要过年了，人特多。路过夜郎广场，在篮球场的一角看见一个小摊贩在制作棉花糖。旁边一小女孩在她母亲的陪同下，拿着一支比她脑袋还要大好几倍的棉花糖在吃，棉花糖和小姑娘的脑袋叠加在一起显得有几分滑稽。

好多年没见做棉花糖了，进前细看。一根普通的细木棍，在这个小贩手中，随着机器的转动，慢慢地裹上一圈又一圈的糖丝，宛若一个纯白的、裹得大大的蚕茧，再放些色素红红绿绿的，特诱惑人。

那个手里拿着棉花糖边看边吃而又尚未走开的小姑娘，只见她轻轻地用舌尖碰碰那糖丝，转瞬，糖丝便已融入一片温暖之中，化作一点点的甜蜜，幸福和满足在小姑娘脸上洋溢。

我小时过年没有棉花糖吃，只有爆米花。每到腊月初就有人挑着爆米花机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去炸。“炸爆米花喽！”……听到几声吆喝，我和妹妹跑去打听，看到一个外地师傅在前二公家院坝头支起机子，摆好推子，赶紧回来告诉母亲。母亲舀上一升玉米，叫我们拿上些干柴，一起到二公家堂屋门口去炸爆米花。

那师傅打开爆米花机的盖壳，将一碗玉米倒入机器的肚内拧紧，烧上柴火，不停地摇转机器。十分钟过去了，那人看着压力表说，差不多了，叫我们离远点，并在机器的另一头套上袋子。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机器盖子被打开，一碗玉米变成了半口袋爆米花，真是神奇！原来，玉米被突然释放在常温常压下，锅内的气体迅速膨胀，压强很快减小，使得玉米粒内外压强差变大，导致玉米粒内高压水蒸气也急剧膨胀，瞬时爆开玉米粒，即成了爆米花。

儿时的年味渐行渐远，长大后再没看到过有人来寨上炸爆米花。那炸爆米花的机子我倒是看到了，它躺在龙溪口的收藏馆里和新晃农耕物馆里，爆米花呢也能在KTV里吃到。

（二）买年画

腊月十四日的新晃街上熙熙攘攘，从沙洲路到河滨路，近乎水泄不通，大大小小的年货从街头摆到街尾，电动喇叭的叫卖声震耳欲聋。眼前俨然一幅再现的清明上河图，这种景象只有每年的赶年场才能看得到。

我走到一处卖年画的摊位前停了下来，问老板有没有那种传统的年画。老板说：“都在这了，要哪张你自己找”。翻开了几堆，尽是些领袖画像、山水风光、吉庆有余和财源广进等等画作，而且都是覆膜印刷品。我摇摇头走开，一路陷入回忆之中。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春联和年画在农村众多的年俗中是非常重要的年俗之一。我童年的记忆里，虽然当时家中生活比较困难，过年，父母可能给我们买不起新衣服，但年画或多或少地每年总要买上几张。买年画除门神画外，还要买上几张有吉祥喜庆或山水风光的年画贴在堂屋里。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彩电、很少看到电影，就连教科书小人书也只有封面是彩页的年代，年画在我的心中是最好看且百看不厌的，那种浓浓的文化味，让童年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和期待。

记得每年赶年场，父亲总会带我去二十里外的林冲街上买年画。年画的热销地点要算林冲供销社，当然，街上也有很多雕版印刷和手工绘制的年画。买年画的人很多，供销社百货大厅里大部分地方用来悬挂年画，最受青睐的年画是那种传统的年年有鱼、秦琼、尉迟敬德、鲤鱼跳龙门等，分多幅和单幅画，还有领袖和英雄画像等。年画柜台上有两个美女售货员在忙碌着，按顾客的要求把画拿齐、算过钱后，熟练地把一叠画卷在一起，再用白纸将一头捆卷包扎好，并迅速地打上一个结。父亲付过钱后，我一脸兴奋地从售货员手中接过年画，把它紧紧揣在手里，直到回家后才松开。

寨子上买年画的人家也不一定全去林冲街上买，有到贵州大龙买的，有去贵州玉屏买的，因而年画的内容丰富多彩。新年里，看完了自家的，再去别人家看的，看完寨上的又去看亲戚家的。回来后跟父母如实讲述哪家的年画好看，哪家的年画和我家的一样。一年又一年，年画伴随着我慢慢长大。

光阴荏苒，在每年的买年画、看年画的乐趣中，我逐渐长大。后来在林冲读初中，买年画再不用父亲陪伴。记得读初一时，期末考完试待放寒假，来学校领通知书，总务室生活费结算，退给每个学生一块多钱，我就用这钱买了两张年画，内容还清晰地记得是《穆桂英挂帅》和《柳毅传书》的剧照。买回来后贴在母亲的房里，画中那俊俏的模样，我模仿了半年。

改革开放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年画看世界的功能可以很方便地从各种媒体上得到。于是，买年画的传统年俗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镶在框子里的油画、塑料覆膜的风景画，以及十字绣、雕刻挂屏、大红“福”字等等。如今每到春节前夕，晃州镇上大街小巷都能见到卖“中华结”和“福”字的小商小贩，我的心中就会立刻涌现出小时候过年时买年画的情景，一种久远的温暖记忆像青藤一样爬满了我的心头，给我带来许多童年梦想。

儿时的年画已无处可寻。当年手工绘制的年画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而成为收藏品被束之高阁，当年做年画的那些人，也成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如天津杨柳青年画、湖南娄底滩头年画等。

虽然人工印制的年画在年场的大街上看不到、买不到了，但我仍收藏有几十幅，有门神类、有典故类、民俗类及成语类的，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几幅如“一钱太守”“杨震三知”“两袖清风”等反映廉政文化的年画。这些年画都是滩头年画，高腊梅作品，但等哪时有场地有空闲再组织一次展出，让人们重温年画的历史韵味，重温儿时的祈愿和凭寄。

五十年漫长的岁月洗礼，五十年节气的习俗演变，当年的年画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民间装饰艺术，满满地记载着祝福新年的吉祥和喜庆。

（三）赶年场

农历腊月十九，晃州赶年场。这个年再赶两次场，也就到头了。吃过午饭，去集市上逛逛，看看热闹的年场。

从中山广场至沙洲路，从河滨路到太阳坪路，这个方框型的区域内，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有老人，有年轻人，孩子也挺多的。推车的、骑车的、挎篮子的、拎包的，还有背着背篓的。车上，篮子里，包里都装满了年货，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过年的喜悦和笑容。

街道两旁摊位上的年货非常丰富。有卖水鲜的，有卖干货的，还有卖家禽和山珍的；有卖蔬菜的，有卖水果的，还有卖花苗药材的；那些卖小吃的，比如榨糖、棉花糖、敲敲糖，平时都看不着，摊子边围满了孩子。还有卖衣物鞋袜、砧板抹布、桌椅板凳、春联年画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就是赶年场，只要你来，没有你买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最热闹的要数卖唱片光碟的摊位，民俗山歌广场舞，有声有影，看的人比买的人要多得多。还有写着“血本无归”卖各种包包的和皮鞋的，除电动喇叭声此起彼伏外，摊主还挥舞着锄头挖向皮鞋，证实鞋子的质量，他们好像比谁的嗓门都大。赶集的人们也在挑拣着自己满意的年货，并不时地和摊主问价讲价。

我用手机不停地记录着眼前的一幕幕，思绪又把我带回四十年前儿时的赶年场的情景。

我家住在湘西腹地的大山深处，无公路通达，只有花街路向外延伸。出行全靠双脚，物流全靠双肩，距最近的集镇林冲也有20多华里。因为路远，一年到头父母只有在赶年场的时候才让我们走出大山一次。

那一天，母亲早早地把我和妹妹叫了起来吃饭去赶年场。一路上去赶场的人还真不少，那些成群结队的，基本上是一个寨子里的；那些三三两两的，也都是一家子人。有的挑着箩筐口袋，有的拿着扁担绳索，还有的背着背篓，有说有笑的，那笑声转了几个弯都还能听得到。

走了两个小时，就到了林冲街上，眼前宽阔的马路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父亲怕把我们走散，要妹妹跟着母亲，与母亲说定谁先出场就在街头上卖甘蔗的地方等。我跟在父亲身后，陪着买糖果、香烛、香料和盐巴。父亲和我出场时，母亲和妹妹已等在那里，母亲的背篓里装着大米榨的爆米花糖和泡泡糖、黄蜡等年货，还有几尺花布。父亲在街头上买了一捆甘蔗，分成两个小捆，我和妹妹各扛一捆。因还欠些年货没买全，父亲叫我们守着，他和母亲再去买。

那时候没钱，买的年货也只是日常生计。午过三时，该买的年货均已买全，准备返程。父亲看着我不想走，问我还要什么，我说要买炮火。父亲拉着我来到河坝边卖炮火的摊位上买了两匝大炮交给我，我屁颠屁颠地又跟着回来，扛上甘蔗回家。走走歇歇，到家已是傍晚时分。

儿时过穷年却很有趣，掐指更是期待。可如今物质丰富、物流发达和交通便利了反而乐不起来，甚至觉得心累。这不，我在网上下单订的两份上海特产红烧酱肘到货了，却又不想吃了，腻！

（四）年俗

要过年了，中山广场的行道树上挂起了一串串的红灯笼，大街上明显地多了许多人和车，原本不宽的街道更加拥挤。

今天可是小年，一大早，院内几个小孩点燃零散的小鞭炮，丢进下水沟里，啪的一声，冒出一缕硝烟，嘻嘻哈哈地追逐蹦跳。看着孩子们快乐的样子，不禁想起小时候的过年。

过了农历的腊月十五，就开启了过年模式。大人们把收藏了一年的锣鼓行头取下来，先是擂一阵过瘾，再让给我们小孩子敲打。大山之中的四邻八寨，不分昼夜都能听到锣鼓声。过了二十，家家户户开始张罗晒炒米、做灰碱粑、盘子粉。杀年猪须挑个好日子，一般在二十六以前。猪一叫，我们结伴去看，看完这家看那家，挑杀好的年猪脊柱上的筋烧吃，爱好的人家还割点猪肝给我们。接通下来的吃疱汤那就更热闹，那是大人们的事，“家家扶得醉人归”。过了二十六，那就是打糍粑、打豆腐、贴春联，一晃就到了三十夜。这天很忙，大人常说“三十夜有三十样活路”，要从大清早做到大晌午。下午4点就有人家开始放炮吃夜饭，每家都要放，一直持续到五点。大年的晚上，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春晚，只有吃不完的酸萝卜。然而，家家灯烛通明到三更。

大新年穿新衣是小时候过年的最大盼头。那时候，一年买不了一件新衣服，过年的时候，偷听着爹娘掐着布票，商量着给我和妹妹买布做件新衣裳，那种开心在睡梦中笑醒。年末岁尾，爹娘反复交代，新年不许说粗话、不许扫地、不许哭，不能说“死”字，总之，多吃东西少说话。初四开始去拜年，亲戚家的大人们总会抓一大把松豆糖或兰花根粮塞进我们的口袋里，有时还意外地得到两毛钱或五毛钱的红包，那种幸福感、自豪感至今记忆犹新，那种对年的期盼刻骨铭心。

小时候，年是爹娘买回来的甘蔗糖果，年是爹娘给我们缝的新衣裳；年是兜里舍不得花的那几毛钱，年是精腊肉放在兜里舍不得吃完，要不要又拿出来撕一丝在嘴里咀嚼的味道。到如今，年是超市里的拥挤，年是街道上的人群；年是忙活了半天做好的饭菜谁都吃不下，年是天南地北奔波倒腾的乾坤大挪移。

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可那份快乐却是离我们越来越远。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到如今却是笑着笑着就哭了。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年”不同。

（五）大年夜

过年这几天，孩子放寒假回来，除了帮我们做些家务事外，散散步或看看书，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电脑和手机上。他今天突然问我：“老爸，你们小时候过年玩些什么？”

“玩什么？我们小时候过年玩得比你野多了。”

三十夜的晚上因陪着大人守岁到深夜，新年初一起得很晚。早上吃的是面条，那时候的面条也是奢侈品。吃过早饭，衣兜里塞上一个糍粑，再抓两把葵花籽，带上一本小人书（连环画），系一把柴刀，扛把小锄头，与寨上的小伙伴们出门上坡去玩。

新年初一，我们老家有“进财”的风俗传统，无论大人小孩都要出门去象征性地砍点柴进屋，寓意“新年发财”。我们来到寨子对面的坉上，坉上坡陡土浅，挖好麻栗蔸脑放在路边，等下扛回家去“进财”。坉顶上是一方平地，有残垣浅壕，据说是当年苗民起义时留下的遗址。上到坉顶，还可以看到四邻八寨的袅袅炊烟，甚至更远处的重峦叠嶂。

小伙伴们找来干柴，再挖几个干蔸脑，点燃干杉木刺，烧起一堆熊熊大火。然后搬来石头，围坐在火堆旁边，把蔸里的瓜子掏出来互相分着吃，传看着小人书，说笑着大年三十夜守岁的趣事。有的还带了几枚大炮，那炮声在山谷中回响悠远。当干柴燃尽后变成火子，我们又从口袋里拿出糍粑来烤熟，欢天喜地地嚼着、咽着、笑着、唱着，直到火子化为灰烬才扛起麻栗蔸脑回家。回到家，你公和婆早把夜晚都煮熟了，还炖了一鼎罐的海带腊猪脚，那饭吃得可香了。”

火箱里，小旗听得津津有味，笑着说“我都饿了。”

年，每年都在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在儿时是期盼，在青年时是见证，在少壮时是张罗，在中老时是参与，唯有儿时的年一直刻在记忆中。想想今年，因为疫情，有人没回家，独自过年；也有人找到伴侣，一屋二人，共度佳节；还有人跨越阻隔，千里迢迢，只为过几天年。

年，代表着希望与新生，代表着新的起点，新的开始，代表着过往是序、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