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黄亮斌
2025年春,我在动笔创作人生中第一部军事题材小说《长城1933》时,内心不安,生怕自己的创作与真实的长城抗战相距十万八千里。因为直至初稿完成,我竟然一次都未曾踏足过古北口长城。
古北口是我家族的圣地。先伯父黄杰担任国民革命军十七军第二师师长,正是这次长城抗战的重要参加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先是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后于1933年元旦攻占山海关,继而日军取承德,热河失守,接着选择近距离的平热公路经古北口跨越长城,与此同时在东侧的喜峰口、界岭等长城关口全线推进。
日军的步步进攻虽然遭遇当时驻守的东北军、华北军的顽强抵抗,但面对日军先进武器的狂轰滥炸,守军节节败退。沿着平热公路一路南来的日军,几天内就将战争拉到了古北口长城。北平、天津告急,华北危急!
面对急剧恶化的战争局势,国民党调整战事布局,将正在南方“攘内”的中央军派到北平参加长城抗日,新编17军,由安徽无为人徐庭瑶任军长。17军军长徐庭瑶保定军官学校步科出身,三位师长均是黄埔一期学生,其中黄杰和刘戡两位师长分别出生于湖南长沙县和桃源县,关麟征出生于陕西米脂县。古北口抗战命令是1933年2月25日下达,首支部队25师戴安澜团于3月9日抵达古北口,整个战斗持续到5月底签订《塘沽协定》前才收兵。
《长城1933》讲述的就是这段长达70余日的著名战役,作品的史料主要来自黄杰将军撰写的《长城抗战日记》以及徐庭瑶军长、关麟征和郑洞国将军的相关传记。我未曾踏过一寸古北口的泥土,未曾见过肉丘坟的忠魂,未曾见过八道楼子上的烽火狼烟,未曾与战后余生的古北口人促膝谈过心,我对这样一次纯凭史料和想象的写作毫无把握,期待通过一次脚踏实地的采访,增强对战场的切身体会,在新书出版前修正可能存在的种种错谬,我对这样一次采风充满期待。
这次期待已久的访问一开始就充满惊喜。在航班上,我看到当天出版的《环球时报》赫然刊登着刚刚发布的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这一标识的主体部分正是长城,相关解释是长城象征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寓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是啊,在中国广袤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哪一处地方比长城更能代表中华民族和这个国家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邂逅国家纪念活动标识,让我原本基于家族情感的个人追思,陡然升腾为一种国家和民族情怀深切纪念。
事先联系好的郝春来热情地担起了我此行的向导,他的祖父曾经是长城抗战时当地一位积极的伤员救护者。古北口面积不大,郝春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把我带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战场和纪念地。一处低矮的土丘上立汉白玉“古北口长城抗战七勇士纪念碑”,记录着这样一则动人故事:25师撤下来后,7名士兵坚守山头,打尽最后一粒子弹,歼灭敌军一个连后全部牺牲。
1980年先伯父黄杰详细讲述过这个故事,长城抗战90多年后我亲历此地,仿佛还可见可闻当年战士喷火的眼神、厮杀的怒吼和枪炮声中满含的愤怒。
从七勇士纪念碑出发,沿着土塘沟、隔山梁往北走,不远处的蟠龙山尽收眼底,那里便是当年关麟征师与日军首战之地,争夺的焦点是正前方的将军楼。关于这一带的战斗,徐庭瑶军长有过以下描述:古北口山枯严劲,上无荫蔽,下不能堑。敌以飞机蔽空而来,自上下击,万炮弹訇,铁飞山震,血肉狼藉,屡挫屡进,凡三昼夜。师长关麟征身先士卒,弹伤胫臂。
关麟征师遭重创后,古北口抗战主要任务落在先伯父黄杰率领的第2师,而战场已经南撤到古北口以南的潮河口—南天门—八道楼子一线。第2师接手古北口的防御后,深刻吸取关麟征师仓促投入战斗来不及构筑工事、全体将士直接暴露在敌机轰炸下的惨痛教训,严守该师“凡是到达一地,无论时间长短,都必须构筑壕沟壁垒和地坑,严防敌机的轰炸与袭击”的军令,兼之主动偷袭敌营后方,有效地防御了日军的进攻,其中最为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潮河南岸的南天门。
南天门过去是清代皇帝前往木兰围场巡视习武围猎时中途歇脚的地方,古北口长城失守后,这里是我军和日军反复争夺的焦点,自然也是我军投入兵力最多之处,面对日军炮兵、骑兵合力进犯,先伯父冲锋陷阵带头肉搏,虽然遭遇敌人轮番轰炸与攻占,仍然独立支撑战局一个月,是古北口抗战中持续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支部队,持续的拉锯战为随后组织的《塘沽协定》签订奠定了基础。在重弹齐发、土堑自坠、陵倾谷圯、山河破碎的对日鏖战中,先伯父还以诗言志,战事之余口占《反攻古北口》诗两首:
其一
夜色凄其月不明,长廊徒倚听钟声。望乡楼上回征梦,古北城边袭敌营。漠漠离怀伤五内,轰轰弹雨彻三更。且看一战擒倭虏,留得云台万世名。
其二
南天今夜寂无声,疾走衔枚袭敌营。勇士可能收古北,莫教残寇渡长城。
90多年后,我得以访问古北口,当年高大巍峨的南天门早已化为烟波浩渺的密云水库北岸土梁的一处寻常豁口,但城楼根底的炭灰和黏土还在,仿佛诉说战场的硝烟以及将士们为国捐躯的动人故事。
离开南天门,我在初夏温暖阳光的照耀下逡巡于古北口的各处战场原址和纪念地。
在潮河村,我遥想着当年一次杀害83名中国同胞的潮关口惨案;在古北口街道,我仿佛看到当年车水马龙和繁密的军需运输;在杨令公祠,我看见当年马不卸鞍、枕戈待旦的驻军士兵。在古北口纪念馆,大幅宣纸书写的《陆军第十七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强烈地吸引着我,这块原本立于徐庭瑶将军故乡蚌埠的碑文由先伯父撰写。
90多年后我默立于此,内心既庄重又激动,当我再次在这篇碑文中读到:“夫人,谁不自爱其生,而将士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者何哉?盖爱国之枕为忠义之气所鼓动者而不能自己也”,我的内心已经挂满了泪水。
更让我自豪与骄傲的是,十多年前,我到访云南腾冲时,威严肃穆的国殇园就悬挂着先伯父的大幅军照,那里记录着他率第11集团军将士强渡怒江,成功攻克龙陵、芒市等地,会同中国远征军重新打通了国际交通线,为抗战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从1933年长城抗战到1944年滇西缅北抗战,差不多贯穿整个抗日战争全过程,他冲锋陷阵于国家生死存亡之境。
国之良将,后世不忘,家族荣光,与有荣焉!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黄亮斌
编辑: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