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我与《船山学刊》的学术渊源

文/常新

陈寅恪先生在谈到佛教东传时言其为一“大事因缘”，我与《船山学刊》的学术渊源无疑是冥冥中的一“小事因缘”。

2025年是《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创刊时名为《船山学报》），编辑部筹划了一个刊物公众号随笔专栏以示纪念。作为《船山学刊》忠实的读者和作者，我非常愿意写一篇小文，一方面通过小文以志盛事，另一方面通过回顾自己与《船山学刊》的学术渊源，表达对《船山学刊》对本人学术培植的感恩之情。动手拟定题目，大脑立即浮现出北宋张载《芭蕉》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认为无论是对个人学术成长，还是引领学术、培植学术新人等方面考虑，将此诗献与《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都再合适不过了。从已经刊出的《船山学刊》110周年纪念文章来看，前辈时贤追忆了自己与《船山学刊》相知相遇的学术缘分，亦对《船山学刊》根植传统文化、发扬湖湘精神、培养学术英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这正是张载《芭蕉》诗意境的体现。知网收录的《船山学刊》论文到目前为止有4213篇，这些文章通过知网统计，关于船山问题研究的有561篇，其余文章多为与湖湘文化和传统文化有关的文章，这与前辈时贤对《船山学刊》的印象和定位相吻合，显示出《船山学刊》非常鲜明的办刊特色与学术贡献。翻检自己从2011年至2024年十三年间在《船山学刊》发表的5篇小文，竟惊奇地发现其中4篇都与张载开启的关学研究有关，这又使我不假思索地想到船山作为张载思想的最彻底的继承者的学术事实。

我于2004年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受业于当代关学研究开拓者陈俊民先生门下，开始关学研究。陈先生在其《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中明确指出船山是一位真正接受和发挥张载思想的学者，龚杰先生在其《张载评传》中同样指出船山是明末清初研究张载之学最深最精的一位思想家。关于船山对张载之学继承的缘由，梁启超先生《清代学术概论》的解释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船山“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于张载之《正蒙》，特推尚焉”，梁启超这一评价非常贴切到位。我作为关学研究的学者，虽然对船山研究涉足较少，但对船山继承与发扬张载之学充满敬意。仔细研读船山的《张子正蒙注·序论》仿佛看到两位前贤超越时空的对话。

作为明遗民，船山学术思想在理学史上，尤其是近代中国有着尊崇的学术地位，唐鉴称其道“可以奋乎百世”，潘宗洛赞其“湘岳之逸也，真砥柱一代之伟人矣”。从《张子正蒙注·序论》可以看出，船山与张载面临同样时代问题与思想危机，二人皆有强烈的挽救世道人心的使命与担当，船山对张载之学的选择是其深思熟虑的结果。在船山看来，晚明的学术危机自万历中期已经出现，此时“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船山所谓“新学”即阳明学。基于对“新学”的批判，船山“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对于朱子学，船山既有明显的推崇之意，亦有平实的理性批判，反映出他对整个宋代道学的理解。

《张子正蒙注》成书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时年船山六十七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时年船山七十二岁，重订了《张子正蒙注》，故是书可以视为船山思想成熟后所作。《张子正蒙注》的要旨是“阐天人性命之旨，别理学真伪之微”，“希张横渠之正学”。船山将张载《正蒙》视为衡定理学真伪的准绳，也将自己定位为张载之学坚定的继承者。《张子正蒙注》既是对张载哲学的继承，亦是船山自身哲学的阐明，也是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补救纠偏，就此而言船山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张子正蒙注》大体完成自己应对时代思想危机的心愿，故船山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言张载之功“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

作为明清易代的布衣学者，船山著述浩繁，思想精深，这为后世的学者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后世学者对船山思想研究呈现出多种路径与面向，也引发一些学术的分歧与争论，这些分歧与争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朱迪光先生所著《王船山研究著述述要》的《前言》就说明船山思想定位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王船山可能是中国学术思想上罕见的有着种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评价的大思想家，人们心目中王船山的映象也就是多种多样。”这一点使船山研究自清末以来经世不衰，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而这些热点问题在具有110年历史的《船山学刊》有着清晰的脉络，就此而言《船山学刊》承担了关于船山思想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色。

在中国近代办刊史上，像《船山学刊》这样的“百年老刊”能存续并不断发展无疑是一个奇迹，它既是船山思想研究的学术阵地，亦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都熟知1915年前后在中国发生的影响中国近代发展方向的大事：1911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1912年2月清帝逊位，这件大事标志着存续了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走向终结；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船山学刊》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节点，无疑肩负着时代的使命，其发展的历程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的变迁，促进了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船山思想研究的推进与发展，以船山为代表的湖湘精神的发扬与光大，《船山学刊》功莫大焉！

现代学术发展同传统学术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所凭依的资源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学时代与子学时代的家学、私学的学术传统已与时代不符，学术研究越来越具有公共的属性与品质。期刊与从事学术研究者形成了具有大致相同的学术取向，形成了学术命运共同体：学者需要将自己的学术成果予以发表，学术期刊期待发表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学术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学术期刊还肩负着发掘学术新秀的重要使命。我的学术成长和众多的学者一样，与诸多师友与期刊的培植是分不开的。从2011年到2024年本人在《船山学刊》发表的论文如下：《“孔颜之乐”与“曾点之志”——李二曲道德人格的境界问题》（2011年第4期）、《“博文约礼”与“知性”——论李二曲下学上达的工夫论》（2013年第3期）、《三原学派及其经学传统》（2019年第6期）、《泰州学派研究的省思与定位》（2022年第3期）、《时与势：晚清关中阳明学之历史境》（2024年第4期）。在此之所以赘述论文题目，目的是要通过论文的题目呈现自己学术研究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中凝结着《船山学刊》编辑部师友对我学术的宽容与帮助，我相信在《船山学刊》诸多的读者和作者群中还有许许多多和我有着相似学术经历的人。荀子言“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自己经年累月从事学术研究，一路走来并非繁花似锦，有时感到有点孤寂，但同时也遇到许多良师益友，在他们的提携与指导下学术小有长进，在这些良师益友中，《船山学刊》编辑部诸位师友无疑是扶我上“战马”的人，他们使我在学术的征途中不懈前行，不断超越自我学术局限，取得新的学术成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船山学刊》已经、将会继续“养新德”“起新知”，惠及学林。

当代中国学术期刊发展面临技术变革、评价机制所带来的困境，尤其是文史哲类学术期刊发展处于十字路口或进入了瓶颈期。学术期刊的筛选机制、评价机制、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对期刊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优胜劣汰保持了学术期刊的学术品质，但同时有一些评价指标也对期刊的健康发展形成某种“制约”，一些评价指标所形成的“马太效应”使得一些期刊发展比较良好，但同时由于忽视学科差异、学术问题的“非主流”性致使文史哲期刊的发展、学术论文的发表举步维艰，出现“学术异化”现象，这对学术期刊的发展与学术人才的成长非常不利。我们欣喜地发现《船山学刊》正在突破面临的这些学术藩篱，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及时调适期刊定位，在选题策划和学界沟通交流、发掘学术新秀等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突破期刊发展瓶颈，逐渐恢复其昔日的学术荣光无疑是有效的。作为《船山学刊》忠实读者和作者，我看见《船山学刊》学术荣光的再现已见曙光，也非常期待能尽早见证这一欣喜的时刻！

常新，1971年生，甘肃靖远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语言与文学博士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曾任陕西省哲学学会副秘书长。获2011年、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并主持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陕西省软科学项目等10项。已出版学术专著《明清时期关中士人生存境遇与文学生态》《李柏思想研究》《李柏评传》《诗说终南》《关学及其伦理精神》，即将出版《阳明心学在关中的源与流》《关学词典》。在《哲学与文化》《中国哲学史》《伦理学研究》《船山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70多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目前从事中国哲学（宋明理学）、艺术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