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湖南村庄的背影

文/陈丹

近年来，湖南作家黄孝纪专注于书写他的故乡湖南八公分村，引起人们的关注。《庄稼人》为其新著之一。

互助与共生，立体的乡土档案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庄稼人》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写到了黄孝纪湘南老家八公分村的婚丧嫁娶，展现了湘南乡村的风土人情。不管是“服务于人之生”的接生娘、厨子、榨头、木匠、陶匠、篾匠、砌匠等，还是“服务于人之死”的纸木匠、礼生、开圹人、地仙等，抑或是为乡村带来精神生活的渔鼓师、皮影师、拳师、民办教师、放映员、广播员等，还有给乡人带来精神慰藉的邮递员、歌者、收魂人、仙婆娘等，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生存在八公分村，鲜活了八公分村，每一种营生都体现了深切的人文精神、工匠精神，这是一种各安本分、各司其职的社会伦理道德和传统社会秩序，他们共同维系社会经济的运转。在农业社会，不同行业的人安守本分、勤恳从业，家庭和睦互助友爱，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八公分村正是这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缩影。

瞻望或寻找，失落的农业文明

不同于此前的《八公分的时光》以植物为线索，《庄稼人》以“人物”为线索串起了八公分村的变迁缩影。八公分村的变化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典型缩影。从大集体时代（1958年—1982年）到分田到户、打工潮兴起，再到高铁建设导致村庄拆迁重建，也产生了队长、记工员、保管员、管电员等新兴工作种类，他们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前进，有的主动拥抱时代的发展，南下广州寻找工作，有的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跳出农门，有的回到家乡带领乡人致富。而另一方面，却是一些工种的消失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接生娘、陶匠、邮递员、放映员等职业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乡村；仁和圩的酱油作坊人去屋空，豆油匠也失去了用武之地；伴随着打油声的消弭，碾盘、水轱辘的变卖，榨头赖以生存的榨油坊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篾匠、棕匠、木匠的生存空间也在不断缩减，皮影师这种濒临灭绝的行业让我想到乡土文化遗产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倾心付出，皮影师就是行走的“非遗”，或许值得保护。2006年武广高铁穿越村庄，旧日的乡村被一分为四，新村异地重建，传统农耕生态被彻底改变。黄孝纪的写作正是以“显微镜”视角，记录这一剧烈转型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变迁。变化带来的情绪流淌在黄孝纪的笔下，读来令人动情。他的作品超越个人乡愁，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方言与文化，乡土中国的文学样本

黄孝纪的《瓦檐下的旧器物》详细描写了150余种过时农具和家什，《一个村庄的食单》追溯平民饮食背后的时代贫困与智慧，《节庆里的故乡》记录民俗节庆，《故园农事》系统梳理30年间60余种农事活动，如“双抢”、摘油茶等，《老家什》聚焦乡村的农具和器具，记录传统智慧，黄孝纪作品中所有地名、人名、事件均真实可考，拒绝虚构修饰，系统地谱写了一部“非虚构乡土档案”。

《庄稼人》中的方言词非常有特色，“猪郎倌”“叔佬”“衡州古”“邓篾匠”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命名习惯，“庠金”更是有“庖丁”的古代汉语格式，而传统宗族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体现在“祖党”“母党”“妻党”“孝”字辈等文化名词上，特别是“一篼子”这样的方言词，体现了农业文明的思维习惯，用禾苗生长习性的方式譬喻家族关系的亲疏，形象生动。此外，地名的命名方式也体现了这一思维习惯，如“朝门口”“窑上村”等，还有生活器具，如“尖嘴铁挑子”“蓑衣”“包封”“过缸”（蒸馏烧酒的专用粗陶）“庞瓮”（广口巨腹，有半个成人高，装粮食或发酵红薯酒糟的大陶器）等，都是方言文化的生动写照。乡谚“亡人为大”，乡俗“挂红传杯”仪式，“双抢”“莳田”“杀禾”等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表达，这些语言体现了黄孝纪写作的质朴语调，也形成了作品的特色，和彰显了乡土文学的“语言标本价值”。

八公分村存在于这片大地，这是一片乐土，亦是一个家园，对作家黄孝纪来说，写下八公分村的图景是人文精神重塑，亦是对故土难离的情感守望，瞻望或是寻找乡村失落的文明，透过一个乡村的背影，我们藉以回溯我们的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