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庄思左公

文/蒋集政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得闲与爱人赴湘阴县樟树镇左宗棠故居柳庄参观。归来后的这些日子，总想为此写点什么，想到左公与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和湖湘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有关左公的文章与著述实在太多，不禁犹豫。而对柳庄与左公的所思所感所悟，又觉得不吐不快。

湘上农人比诸葛

左宗棠于清嘉庆十七年十月（1812年11月）出生于长沙府湘阴县左家塅，生性颖悟，4岁时便随父亲左观澜到长沙读书。道光七年（1827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年仅15岁，同年因母亲病重放弃院试。

左宗棠少负大志，丁母忧期间涉猎经世致用之学，将《皇朝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水道提纲》等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如视为至宝。道光十年（1830年）丁父忧期间，在长沙拜访著名经世学者贺长龄，贺长龄“以国士见待”。

道光十一年（1831年），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的左宗棠碰巧成为贺长龄之弟贺熙龄的弟子，贺熙龄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结成儿女亲家。同年，左宗棠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设立的湘水校经堂，因学习刻苦，成绩优异，7次考试名列第一，得到吴荣光赏识。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参加在长沙的乡试，取得举人功名。

道光十三年（1833年），左宗棠首次进京应会试，与湖南同乡胡林翼在北京订交，期间写成组诗《燕台杂感》，涉及新疆形势。只是，此后6年中左宗棠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科场失意，左宗棠不甘屈就，更加潜心经世之学。

左宗棠第二次会试落榜后，湖南巡抚吴荣光顺势推荐左宗棠出任湖南醴陵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期间，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结识两江总督陶澍，后来陶澍主动提议让他的独子陶桄与左宗棠的长女订婚。陶澍去世后，左宗棠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至安化陶家任教，协助料理陶家事务达8年之久，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返回湘阴柳庄。

柳庄由左宗棠亲自设计监建，分前后两进，前进南边为前厅、厢房，北厢为谷仓、存放犁耙农具的杂屋，院门两侧檐廊墙上挂着蓑衣、斗笠；后进5间正房为卧室和起居间。另设有孔子堂，也叫弟子学堂，左宗棠曾在这里讲学。庭院南侧是一个魁顶阁楼，名为“朴存阁”，为左宗棠读书藏书之地，体现中国传统“耕读传家”的理念。

左宗棠精心经营柳庄，自称“湘上农人”，在院门上自撰对联“参差杨柳，丰阜农庄”。柳庄内除种植水稻外，还植果树，栽桑竹，种茶叶。来到柳庄，只见房前屋后，池塘路边，栽植许多柳树，春天柳绿花红，夏天稻菽疯长，四季茶园翠绿，一派江南农家庄园景象。

左宗棠虽数次会试不第，却以自身才学自诩为诸葛亮，常以“今亮”“老亮”（与被称为“新亮”的郭昆焘相对）自称。左宗棠确曾在致郭崑焘的书信中说：“以今方古，则今亮似犹胜于古亮矣。”自夸之余，左宗棠也自知有“气质粗驳”的缺点，曾以“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左宗棠更得到林则徐的赏识与推崇。道光二十九年末（1850年1月），时任云贵总督林则徐返乡途经长沙，与左宗棠“湘江夜话”，两人彻夜长谈，涉及古今形势、人物品评、“西域时政”等，林则徐称赞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绝世奇才”。左宗棠后来的丰功伟绩便是他才学能力的最好证明。

心忧天下湖湘人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是湖湘读书人的精神追求，也是湖湘精神的高度概括。左宗棠的一生是心忧天下的真实写照。柳庄中有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是左宗棠23岁时撰写的，30年后的同治五年（1866年），他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咸丰二年（1852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功名也从此开始。

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后，咸丰四年（1854年），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岌岌可危，左宗棠焦思竭虑，悉心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湘军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左宗棠由此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

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开启东平闽浙的军旅生涯，先后出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在镇压太平天国后，于同治五年（1866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开工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西靖陕甘，督统军队镇压捻军起义和回民暴动，同治八年（1869年）接任陕甘总督，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彻底肃清捻军起义和回民暴动后，推动甘肃省与陕西省分闱乡试、分设学政，还推动西北茶政改革，镇压闵殿臣之叛。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光绪元年（1875年）5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提出“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军事战略，仅一年多时间，就指挥西征军先后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

光绪六年（1880年），在清廷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的同时，左宗棠以“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的坚定，由肃州出发入疆，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当时正值沙俄与土耳其战争结束后不久，沙俄相对虚弱，惧怕与左宗棠开战，于光绪七年（1881年）与曾纪泽订立《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清廷由此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光绪八年（1882年）沙俄正式交还伊犁，左宗棠第5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经过筹划，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省正式建立。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遭全歼，因目疾回籍调治的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六日，病重之中的左宗棠满怀悲愤和遗憾，口授遗折：“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于次日抱憾而终。

左公功勋垂青史

左宗棠有生之年虽未能促使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强盛复兴，但他心忧天下、鞠躬尽瘁的一生，为中华民族挽危救难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

——加强军事国防。左宗棠一生功业始自戎马。他与曾国藩等人推动建立湘军，将“练兵”视为治军关键，除加强军事技术训练外，还对官兵进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注重将士勤苦耐劳作风的培养，与将士同甘共苦，以身率兵，整军经武。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陕甘回变乃至收复新疆等的历史事件中，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海防上尤其重视以新式轮船取代老式战船，以顺应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促成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成立和台湾建省；塞防上，坚持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尤其看重新疆的战略位置，采取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千方百计解决“兵、饷、粮、运”四大困难，最终全面收复和巩固新疆。

——推进吏治民生。左宗棠认为“讲求吏治”是“天下切要之政”之一，强调要“察吏”“训吏”及“恤吏”。为此，左宗棠在罢免贪庸、任用良吏、革除陋规等方面多有举措，注重考察官员的性情才识、为政得失，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以及对官员施以体贴亲恤、促其为善，对已成积重难返之势的清朝昏暗吏治以巨大震慑，对后世仍有借鉴意义。

左宗棠非常注重民生，在主政闽浙、西北、京畿、两江期间，积极兴修水利，先后治理泾河、永定河、淮河、滁河，修复范公堤，兴办朱家山工程、赤山湖圩坝工程等一系列灌溉工程。特别“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着力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加强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恢复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巩固西北边防起到重大作用。

——兴办洋务运动。左宗棠是中国洋务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之一，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提出“更造火船、炮船之式”等应对方针。左宗棠认为兴办洋务的关键在于“整理水师”，并主张自造水师用船，这直接导致福州船政局的设立。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造就了中国第一代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此后，全国各地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创立。他主政西北、新疆期间，洋务运动由单一造船和驾船向制造枪炮、火药、机器拓展，先后设置西安机器局（后改兰州机器局）、新疆阿克苏制造局，兰州和库车火药局。

在兴办军事工业中，左宗棠还推动洋务运动由军用向民用转化，由官办产品经济向官办商品经济和民营商品经济发展。光绪六年（1880年），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开工，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同时采用“官倡商办”方式，支持由商人集资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铁局、乌鲁木齐铁厂等。

同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湖南人曾国藩这样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壮哉，左公！幸哉，中华！

蒋集政，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