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休止的旅程

——《歧路与穷途：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新版自序

文/孟泽

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曾经获得首都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2007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市面上如今已经很难见到。这些年常常有朋友有学生在网上搜索求购，也只能买到商家盗制的复印本。现在得到团结出版社梁光玉社长和编辑李可的青睐，有机缘再版，幸何如之，诚快事也。

我在想，光玉社长他们之所以青目于一篇多少有些艰深的博士论文，是这篇论文思想深沉、文采斐然，写得足够出色吗？也许未必。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因为这篇论文所探询的对象，不只是单纯的知识人，而是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学术思想史的深度介入者和创造者，他们的所思所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依然可以在人们心中获得热烈的同情和响应；而这篇论文所关涉的主题，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问题或者学术问题，尤其不只是一个诗学问题，而联系着个人与民族的处境、命运、价值理想与精神归宿，联系着我们至今没有休止的关于人、关于家国、关于历史、关于未来的叩问与诘难。

王国维、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有着巨大的覆盖性、典范性的人物，他们的学术径路、思想轨迹、人生抉择，伴随着中华民族在“八面临风”的近代语境中的辗转沉浮，伴随着每一个中国知识人在古今中西之间可能与必然的个人服膺与集体认同。他们与所置身的世界，有着最深最广的精神互动与思想纠缠，这种互动与纠缠，今天仍然处在演绎延伸的过程之中。而且，感染着无法解脱的个人爱恶和家国情感，牵扯着悠远的传统与特殊的心性，内含着从基本的生活方式到世界观、生命观的变迁与转移。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民族涅槃重生的主题有多么重大、多么悲壮、多么匪夷所思，而渺小如恒河沙数的个体，如影随形，自然无所逃于载沉载浮的天壤之间，最隐秘的动机也联系着公共的意志，最私人化的情怀也总是与集体的奔赴相颉颃。

这是一个每走一步都可能如登春台又可能如临深渊的时代。

毫厘之差可以带来霄壤之别，一念之别而可能有人兽之隔，“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方生方死，因是因非”“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百年前王国维、鲁迅曾经经历过的希望和绝望，曾经体验过的安顿和自我安顿，他们面对歧路与穷途的彷徨与抉择，虽然恍若隔世，却并不只是历史的陈迹。

他们的感事伤怀，他们的忧生伤世，时时可以惊扰我们今天的平安与苟且，他们对于自身以及民族乃至人的洞见与洞察，至今有效。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他们是如同星月一样的存在，可以照见我们不免狼狈、不免张皇的前世今生。

能够懂得一点王国维，始于大学三年级时萧艾教授为我们开设的“王国维研究”课，应该是1982年的秋季学期。

“王国维研究”作为一门单独讲授的课程，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称得上是奇迹。萧艾先生和扬州师范学院的佛雏先生，是当时汉语学界研究王国维最出色的学者。

萧先生为我们上课时，正好出版了自己撰著的《王国维评传》，他很感性地和我们分享了王国维并不平静的学术生涯，直到自沉于昆明湖，而并没有太过沉湎于我们当时未必懂得的王国维博大精深的学问。到今天，萧艾先生浓重的湘南宁远口音，仍然如在耳边，也记得他慢悠悠而似乎不胜其情地讲述王国维在古今中西之间的辗转，他的常常幽暗、常常苦楚、常常忧郁的内心，他的既偶然又必然的“以身殉之”，殉于人间情谊，殉于家国，殉于文化，或者竟是殉于叔本华的所谓悲观主义哲学？

如此这般，如同启辟鸿蒙、醍醐灌顶的讲述，让几乎少年的我，刻骨铭心，以至日后对任何关于王国维的生平史料都有所留心。

尽管本科时多少接触过文学选本中的鲁迅著作，但真正阅读鲁迅，则始于“无所用心”又“心事浩茫”的读研期间。懒散而放纵的青春真是既饱满又虚无，充满莫名其妙的忧伤与悲慨。1983年，我跟随羊春秋先生读研，专业是古典文学，因为羊先生的宽容和放手，我的阅读五花八门，读得最醉心也最尽兴的是鲁迅的书和黑格尔的《美学》，还有就是一堆存在主义的西方教义。自然，也多少阅读了一点经史，一点子部书，一些古人的诗文集。

那时的我为什么会对鲁迅的文字那么热衷，特别是他的杂文。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社会历练的人，居然从此会用鲁迅那样的眼光打量现实与传统，打量自己其实并不纯洁如天使的灵魂，我自己也觉得费解。

现在自然明白，一个不具备鲁迅高度和深度的人，一个没有鲁迅那样的履历、身份和时代经验的人，是不可以轻易以鲁迅为说辞，随便用鲁迅的话，去观照历史与眼前现实的。但历史和现实，包括私人化的自我与集体化的家国，又似乎总是无法出离鲁迅当年的冷嘲与热骂，他的文字，总是像神明一样烛照出人性与族性的温良、自私、麻木、肮脏与卑污。是怎样的绝望和绝望的希望，怎样的睿智、顽强、勇毅，在板结、冷漠、残忍、昏沉的疆土里，才催生出了鲁迅这样的“荷戟独彷徨”的热烈的“摩罗”，他的不像中国人的中国人的人格与阔大的精神世界（记得是博尔赫斯说过，一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看上去往往是独异于本民族的人），会逐渐演绎成为照亮幽微人性和这个幽暗族群的光吧。

也许就是这种发端于少年的关注和记忆，让我在从事古典文学多年后，依然无法割舍王国维与鲁迅，研究他们甚至成为了我心中最隐秘的冲动。如此，顺理成章，当我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对象便折中地选择了既不完全“古典”也不完全“现代”的王国维和鲁迅，他们平生的学术志业，既关乎“诗学”，又远不止于“诗学”。

跟随吴思敬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

吴先生是新诗批评界的领袖之一，为人却十分低调、本色，为学耐心、专注、持之以恒，有父亲般的温暖周到，像老农老圃一样执着勤勉，我虽然也勉强跟随他写过几篇与新诗批评有关的文章，并且出版了《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但骨子里的情调和已经获得的学思，其实与吴老师的治学方向并不完全一致。我所研究的是新诗、新文学何所从来，它们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谱系，它们在现代中国可能抵达的境界，创作者必须承受怎样的分裂与怎样才能获得必要的自洽。是吴老师的宽厚与大度成全了我，他允许我以“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为题，做一篇自我感觉命意深远、思想广大、学理前卫而且缜密，但开始连自己也不知道会做成什么样子的论文。

尽管鲁迅研究、王国维研究的成果早已经汗牛充栋，但真正悦我心之偏嗜者，其实未必多。接近这两座汉语现代学术史上的高峰，需要知古知今、汇通中西的学养，我自然没有这样的学养。但自打读书以来，一直旁学杂收，从来没有限制自己对于中西古今学术的好奇和兴趣，甚至没有限定自己在文、史、哲不同领域的辗转游移。而王国维、鲁迅正是屹立于汉文化与文明分水岭上的大师，他们对我的诱惑完全不能抵挡。我想去理解他们的学术文化选择的艰难与痛苦，他们在政治取舍上的偶然与必然，他们与所处时代，与中西学术文化的亲和与疏离，他们的拯救与自我救赎，去了解他们判然两歧的学术人生的内在呼应，他们对于现实与历史的最大限度、最高境界的思考、分辨与拣选。

以“诗学”为入口，正是进入他们广大深邃的精神世界的不二法门。

以《人间词话》与《摩罗诗力说》为基本语言形态的王国维、鲁迅诗学，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具有最显著的“两歧性”特征，表面上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王国维、鲁迅的诗学内部，同时存在着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思想状态，与他们的文化身份相一致的“两歧性”，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经验主义的，是古典主义的，又是现代主义的。“两歧性”的诗学，基于他们各自的生命历程与学术历程，基于他们无从解脱的政治以及文化上的“且介”身份与“悖论”立场，其内在气质与精神，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两歧性”和“一致性”所显示的内涵与张力，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在展开过程中的基本趋势，表征着它所能够拥有的可能性范围与丰富性程度。从整体上看，王国维、鲁迅的“诗学”不是纯粹的知识之学，也并不只是纯粹的审美之学，而更接近于一种与“立心”“立人”相关、“知”“行”一体、“人”“文”共生的“文”“学”与“文章”之学。纯粹文人或学者的名号也不足以称言王国维、鲁迅，他们是抵达了现代中国精神最高点的开创性的不世大儒，他们在“文”“史”领域以及更广阔的精神领域内的所作所为，是破局，是开山，是创世纪。

漫长的历史，悠久的文明，在艺术与政治、与宗教、与集体、与私人、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无时或已的冲突与亲和中，关于“美术”，关于“诗”，聚集了足够多的真知和良知，也聚集了足够多的诡辩和谎言。单纯的理论检讨，甚至无法从中找到我们自己需要的支点和重心，无法获得关于美、关于文艺的定义的明确性。只有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真实的个体生命，包括一切似乎在情理之外的精神现象与理论诉求，才可以发现其中隐秘的动机与含义，才可以想象它们发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在这里，何谓真理或者何为谬误，或许已经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鲜活的人生与人道，是复杂的历程与历史。而所谓“两歧性”与“一致性”，所谓“进步”与“反动”，所谓“永恒”与“暂时”，也因此拥有足够具体的历史含义和足够真实的生命意涵。王国维、鲁迅的诗学之无法轻易获得终极解释，甚至言人人殊，有着成为经典的阐释开放性的无穷魅力，也正在于此。

对我们来说，理论或许就是一种理性自我的建构，一种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范围，它甚至成为神圣的支配性的。然而，我更愿意相信，生命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现象，从来不需要也不是由理论来建立其意义和合理性的。恰恰相反，理论的目的在于解构，在于去蔽，将依附在任何与生命相关的事物与事件之上的“真理”与“谎言”，清除干净，返回原初。“反者，道之动”（老子），“当我们反过来思考一切时，我们就会更接近存在”（海德格尔）。

古往今来，所谓主义、观念、知识、习惯，甚至包括我们称之为心灵解放的想象，之所以免不了成为枷锁，就在于它们常常以“理性”或别的更神圣的名义，定理化、条理化（简化于是发生）了这个难以简单定义的世界。从这一角度，无论诗，还是哲学，反而需要还原世界的陌生、复杂与暧昧，哪怕被指为“非诗”或“怀疑主义”“神秘主义”。

任何概念、语言方式的调整，都是为了使（诗的、哲学的）“书写”“命名”“回到最基本的部分”（于坚）去，尽管它们同时可能构成新的遮蔽。因此，我们总是需要“从树根长出的地方重新寻找阳光和空间”（张承志），从出发的地方发现动机，从最初的机缘中获得理解力、想象力和思想的动力，“我们必须在理论上不倦地重述真理”（歌德）。而且，“无论在哪个时代，真理永远只是‘身心之学’而非‘口耳之学’”（韩少功）。

审视王国维、鲁迅的诗学，对于我们来说，正是“回到最基本的部分”，正是回到“树根长出的地方”，他们的诗学自然是“身心之学”而不是“口耳之学”，也是进入广大的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最可靠的路径。

那是一个几乎可以称为“文学的世纪”，或者说，是一个以文学表征一切的世纪。

对于20世纪中国既繁复又单调的精神现象（转眼之间就算是历史了，然而，没有比从现实中更方便找到历史，也没有比从所谓历史中更方便找到现实的了），特别是那种曾经不能两立的“颠颠倒倒”的选择与取舍，我一直心存疑虑；王国维、鲁迅作为时代政治“对立面”的表象，被纷扰的历史放大了的“势不两立”，同样让我心神不宁，不得熨帖。通过还原鲁迅、王国维的诗学，我试图找到它们——那些你死我活的对立面的共生性血脉与气质，找到贯通它们的逻辑与历史依据。或者，还想从中发现一点曾经真实地存在过的却因为时代而淹没不彰的可能性与多元性，发现从他们具体而微的思想阐发所延伸出来的被政治意识形态粗暴扭曲的荒谬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别有用心”。

兹事体大，又“身在此山”，蒙昧如我，不免盲人摸象之讥。然而，情属“吾国”，身为“吾民”，此心耿耿，能无意乎！

我只能放任自己的“勇敢”与自作聪明。

《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的写作，恰到好处地融汇了我在此前求学中获得的有限而并不自闭的学术积累，也释放了我对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一知半解以及无法转移的理性与激情，让我觉悟到，世俗政治、世俗生活场景与审美的无始无终有时甚至误入歧途的纠缠与垄断，或许又不能不是审美世界唯一的展开生长之地，所谓鲜花怒放、落英缤纷的美术大观，常常如莲花之出淤泥而不染，尽管那种纠缠与垄断也有让真正的审美寸草不生的荒谬时代——以至用行政的方式作文，用作文的方式行政，把政治弄成了一种粗暴荒诞的“行为主义艺术”，把艺术弄成了泛化的冠冕堂皇却生机全无的教化策略和文本政治，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简单包装和符号。

自2006年因为电视讲座的需要，名正言顺地接触晚清湘人郭嵩焘以来，我琵琶别抱，从自己熟悉的学术领域转移，以郭嵩焘为中心，审视湖湘近代人物的崛起，探寻他们所达成的现实，所告示的未来。

此前，自然也别有心曲，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泛览《船山遗书》《曾文正公全集》《毛泽东早期文稿》，清理“湖湘学派”，为此作文数篇，甚至一度要以研究船山为毕生学术志业，发愿撰著一部名为《天倾地坼——从王船山到曾文正到毛润之》的书。

尽管一直保留着对于王国维、鲁迅的关注，也写作了《信仰与启蒙之间的困扰：读鲁迅<破恶声论>》《心里受伤，永难痊愈：鲁迅如何激进》《鲁迅“兄弟反目”的精神分析》《王国维：父亲眼中的衰人》等几篇类似随笔的文字，却再没有凝聚心力，从事关于他们的严谨的学术研究。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我下意识地想要逃离王国维、鲁迅深渊似的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在一种越来越轻薄、平庸、肤浅、功利的现实生活中，王国维、鲁迅式的顽强、固执、较真、不妥协，他们不宽宥自己也不宽宥身外世界的大智大勇、大信大疑、大悲大爱，轻浮、浅薄、羸弱如我，无力也不敢继续染指他们，沉浸在他们像血一样浓稠的思想中。一方面又或许是因为更激切，也更朴实的情怀，让我对自己身在其中的湖湘人文，心生解读的热情，所谓“别有心曲”者也，因为近代湖湘人文对于现代中国的命运无可挽回地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孔子称道“古之学者为己”，我对于个人的卑微了如指掌，但改变不了学术沉思上的“好大喜功”。读懂湖湘人文，是为了读懂现代中国，也是为了读懂自己，读懂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不止一代人的可能与必须。

从王夫之到郭嵩焘，从曾国藩到毛泽东，晚清民国湘人群体带着特定水土上的特殊气质与性情，带着视儒家义理为信仰的朴拙与诚实，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传统中国，又再生了一个从远古走来的中国。

他们足够传统，又足够反传统，他们足够激进，又足够保守，足够理想主义，又足够实用主义。而郭嵩焘，尤其是其中的“异数”，他力排众议，在长沙建船山祠，倡议对船山人格与学术的崇敬与追随，以船山为导师。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建构，则像是一种预言，一种召唤，一种对于新世界的属望。

船山光大于近代，得益于他别开生面、重整纲维的思想勇气与矢志不渝的人生抉择，他的充满颠覆性与批判性的理论，有着一阳来复、推倒重来的开辟性质，直指人心人性，揭橥“大本大原”。从晚清改良革命者的视野看，他的理论，不仅可以演绎出一种理想的人格，而且可以演绎出一个理想的世界，而他所渴望的人格，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惟意志的英雄主义的。他所向往的理想世界，建立在他对于类似“圣贤”“豪杰”的大人格、大气魄的想象、设计和拟议之上，最终归结为对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神圣主体及其强力意志的成全、拯救与召唤——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尘世立人极，充满浓郁的精英主义、“绝对”主义意味。似乎呈现出某种现代性，同时又似乎是彻底地反现代性的，似乎异端到有着某种鲜明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又似乎正统到僵硬与顽固，意识形态热情高涨，以事关家国、事关文明的道德理想，统帅人的心性、精神和言动，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商量和妥协的余地，甚至包括他的行文，都呈现出某种特出的独断的性格与美学趣味，高屋建瓴，孤行远引。

更加确凿无疑的是，王夫之身后两百年的“爆发”，正是湖湘人文从边缘跻身中心的象征和标志，其关于“夷夏之辨”的决绝信念，其“否定性”“革命性”品格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精神的对接，是其可以转型为现代思想资源的重要秘密和根本契机。

近代湖湘文化，最终发育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某种“主流”和“正统”，以至引领中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不是出于夸张，出于虚荣的乡曲之见。然而，由此达成的民族国家的现实，离王国维、鲁迅曾经期待过乃至选择过的未来中国，究竟是更近还是更远了？对于总是陷于轮回的泣血苍生，究竟是否极泰来还是饮鸩止渴？魏源、胡林翼、罗泽南、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毛泽东，他们作为湖湘近代人物的“典型”，究竟代表了怎样不同的面相，按照他们的思想逻辑，究竟可以延伸出怎样的新世界？

历史多歧路，却常常只会有唯一一个最终属于胜利者的终局，呈现在我们面前，把我们裹挟着纳入其中。但是，历史并不是一个全然宿命的不可究诘的过程，历史其实充满了偶然性，联系着偶然的人事，联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向往和作为，那些最终没有进入主流的思想同样是思想，那些失败者或者被边缘化的人生同样是人生，那些没有实现的可能同样光芒万丈。

通过返回历史的现场，返回思想的现场，通过还原湖湘近代人物不同的精神追求与价值选择，让我们每一个人多少有所洞察，我们为之俯之仰之的国家，究竟可以达成怎样的新生？我们作为个体，在这种整体的新生中，又可能获得怎样的自我，获得怎样的幸福或者不幸，而身在其中，我们将遭遇如王国维、鲁迅曾经遭遇过的怎样的歧路与穷途？

这是一个我无法不全力以赴去清理、去解释、去分辨、去澄清的主题，一旦想起，就不免思接千载、心旌摇摇。我们这个充满苦难和挫折的族群中的每一个人所可能拥有的渺茫的未来，都范围在这一主题之内，我们不仅无可逃逸，甚至不能不生死以之。

《庄子•天地篇》讲过一个故事，说黄帝巡游赤水之北，登上昆仑山南望，返回后发现丢了“玄珠”（哲学家说它象征“道”）。这该死的“玄珠”像是黄帝的宝贝。黄帝让“知”（智者）去找，找不到，又让“离朱”（火眼金睛者）去找，也找不到，又让喫诟（能言善辩者）去找，仍然找不到。于是，黄帝让“象罔”（混沌无心者）去找，“象罔得之”。黄帝很惊讶，他说：“只有象罔才能找到玄珠吗？”

按照庄子的逻辑，对于历史、人生、审美的叩问，一定像黄帝的使者为黄帝找寻“玄珠”，我们愚昧而无法拥有“象罔”的大智，我们因此找不到“玄珠”。可是，我们不能也不会放弃寻找。或许，这正是我们活着的全部依据、意义和使命。或许，黄帝说的“玄珠”原本是个骗局，“玄珠”指示的就是寻找，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还或许，寻找“玄珠”原来就是寻找我们自己，“玄珠”就在我们心中，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永远无法解除“玄珠”宿命般的召唤，因为关于真相的寻找，其实是没有休止的旅程（很多时候，真相就是真理，尤其在汉语文化中），一如王国维、鲁迅之不能不托身于“人间”与“两间”，即使总不免辗转于黑暗与颓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