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彬《义园散记》图书封面。

永远的义园

文/黄亮斌

《义园散记》放在我床头已经几个月了，最近几天才拿出来一遍读完，不是因为忙，而是之前初读这本书的序言时，就觉得这是需要在自己内心最安宁、思想最纯净时阅读的一本书。就这样搁置几个月后，手头其他的俗务终于告一段落，心情也平静得如一塘秋水，于是迫不及待地将这本书翻了出来阅读。

义园是作者刘义彬在其父亲去世三年后在老屋旁修建的小园子，而《义园散记》是一本以农历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轴线，串联自然物候、农事、民俗与个人感悟，承载家族记忆与生态观察的散文佳品合集。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有着这样三方面的意义：首先，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观照湘东一带乡土生活的镜子；其次，它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三是它珍藏了我对故乡故土的全部记忆。

义园是观照湘东一带乡土生活的镜子。作品聚焦湘东丘陵的花草果木、禽鸟走兽、田埂水圳、农耕生活、亲情与邻里，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但今天这样一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方，却是作者少年时拼命逃离的地方，一年到头“春挑秧苗，夏秋扮禾担稻谷，河里捞丝草，水圳捉鱼虾，放牛拔草打农药，四季农事在足底织就的年轮里流转”，这样的生活让义彬非常厌倦，“特别是每年的‘双抢’，少年的脊骨在水田中弯成问号，汗珠砸碎在滚烫的稻茬上，蒸腾成咸涩的泪雾。从晨光熹微到月上中天，始终像骡子一样在水田里来回奔忙，不停歇地割稻子、拌禾、挑谷子、插秧……对体质羸弱的少年时的我来说，这些农活简直是不堪回首的噩梦”。就算是这种永不停歇的劳作，并未给幼小的自己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饥饿总是与自己四季相随，于是去邻近永安镇上的舅舅家寄居，甚或是跟着母亲到湖北武汉乡下的姑妈家蹭饭，便成了作者少年时挥之不去的苦难记忆。正如作者自己所称，“而后来让我下定决心逃离这些亲密田埂的也正是刚提到的那些无穷无尽、让人崩溃的农活”。这种苦难的源头在于农村本身，父亲终岁匍匐在家乡的土地上，直至晚年才过上稍微幸福的生活。而开染坊的爷爷更是死于日军的铁蹄与飞弹，未及成人的大伯伯推着独轮车将爷爷的尸体从枫树坪拉回黄婆塘时，这份记忆便更多意义上带着国家的苦难和民族的屈辱。

义彬随着节气推移的讲述，把更为广阔、更多人物的场景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说，湘东乌川大山一带借助其地形地貌，成了组织抗日的主要战场；譬如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人对于土地的依赖越来越低，不仅插播方式改为一季稻，而且主要收入由田作变为在附近乡镇企业务工。可以说，义彬的讲述，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当代农村的一面有温度、有故事的镜子，这种讲述中最珍贵的无疑是浓浓的父子情、母子情。我常常想，何以一个人曾经努力挣脱的地方，最终成为他深情奔赴的地方，根本的原因在于叙事者本身身份的改变。人类情感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或许在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当一个人匍匐于地，被生活苦难吞噬时，他可能留意并欣赏大地上的自然之美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义彬最终过上富庶的生活，以旁观者的身份回到故土时，他才能心有余裕地经营着他心目中的义园，他得庆幸自己出生在一个与他爷爷、父亲完全不一样的幸福年代。

作品是观照乡村生态巨变的鲜活样本。书中至少有两处记录自己在义园阅读《沙乡年鉴》，说明义彬有着强烈的生态意识，自觉接受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来构筑义园。父亲留给自己的生态遗产并非十分丰厚，在我看来主要是一棵柿树和数棵桂树，这是湘东一带农家房前屋后过去常见的绿植。“父亲过世后的这些年，我们又陆续在院子里新栽了桃树、李树、枇杷树、樱桃树、杨梅树等果树，每到果熟时节，便是鸟儿们的欢快节日。自从柿子树挂果以后，院子周围的各种鸟开始慢慢多起来。随着树上的果实品种和数量一年比一年多，麻雀、鹌鹑、喜鹊、布谷和好多叫不出名字的鸟儿都开始在院子里繁衍生息，几乎每一株稍大一些的树上都有了鸟巢。不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上午和黄昏，或躺在床上，或坐在窗前，或站在阳台上，或徘徊在院子里，都能欣赏到各种鸟叫声汇成的一场场清新自然而欢乐的演唱会”（见《年年柿子红》）。十多年的培植，义彬付出了很多的艰辛，翻土挖坑、剪枝梳叶、浇水施肥，他都能十分娴熟，就是最难对付的虫害，他也摸出了门道。《战争与和平》一节，他详细描写了树木的防虫术：“侵扰树木的虫子种类很多，一般都好对付。树不高的可以通过人工捉虫，树太高且枝叶繁茂的就只能有针对性地打农药……比较难对付的是钻进树干的钻心虫，得用甜液设法将它们引诱到树干外面来打死。随着义园里果实的日渐充盈，鸟雀一年比一年明显增多，近两年，虫害也逐渐减轻了。最难对付的是白蚁。发现白蚁后喷上专门杀灭白蚁的粉剂，这一窝白蚁基本可以被消灭……”当然，大自然并非割裂的，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非仅仅发生在义园，而是发生在整个黄婆塘一片广袤区域。《翅羽的盛会》一节写道，少年时鸟类零落的黄婆塘现在已经变成这副模样：“当最后一只池鹭被我惊飞掠过水面时，将落未落的红日突然将整条洪江坝点燃了，河面泛起通红的霞光。白颊噪鹛和棕头鸦雀在河边的树丛里欢快地呼喊着，逗得满山坡的鸟鸣像煮粥一样沸腾起来。我能在嬉戏里听出来，在这歌喉的比拼游戏中，相对胜出的是斑鸠、白头鹎、黑卷尾、白颊噪鹛和喜鹊。”而这种变化，既来自政策的支持，如《云上乌川》写道：“由于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加上省市县环保等部门的支持，十多年前，乌川村委会就带领村民们启动了‘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清洁能源’建设，使家家户户变得干净、整洁、诗意盎然，乌川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全省生态环境建设新农村示范村。”这种改变更来自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如《雉鸡的身影》写道：“千百年来，人类曾以征服者的姿态强行划开山野的脉络，而今却在反思中重新编织与万物对话的纽带。那只护送登山队伍的雉鸡多像一位从时光裂缝中走出的信使，衔来关于生态修复的隐喻——当人类放下猎枪与弓箭，大地便以最原始的慷慨回馈信任。”当然，鸟雀回归最直接的原因，除了山野里有了更多的果实外，也因为农人们温饱不愁后，稻田里给鸟儿留下了更多的遗穗。

作品珍藏了同样出生于湘东一带的我对于故乡故土的全部记忆。义彬和我都出生在长沙东乡，他的出生地叫黄婆塘，我的出生地叫黄婆嘴，黄婆塘在黄婆嘴以东约五六公里的地方，不仅风土人情、地理风貌相近，很多物事都是相连的，譬如说1971年修筑的乌川水库同样浇洒滋润过我的村庄。不过正因为这几公里的距离，使得长沙东乡两个村庄有了不同的命运。黄婆塘亦如义彬笔下的义园，而我的故乡黄婆嘴，终究没有逃得过城市化履带的碾压，随着几年前黄花机场东扩和第三航站楼的建设，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故乡已经完全找不到一点踪迹。拆迁与征地的讯息来得如此突然，拆迁之前我一直都在故乡构筑自己的庄园梦：我在祖屋西侧的一片古木森森的松树基础上，铲除其他隙地的杂草，翻新泥土，新植了大约百来株楠木，走出了“松楠庄园”建设的第一步，畅想着松楠的苍劲与芬芳。我也准备像义彬一样，将自己的晚年安放在这里，在这里静静地读书，书写属于自己的文字。

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义彬笔下的义园，乃至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如果他们的生活深度捆绑于他笔下的那片土地，他们能否以这样一种超然的态度书写笔下的义园和瓦尔登湖吗？对那些至今生活在黄婆塘的乡邻而言，他们眼中的义园是否亦如义彬眼中的义园，是如此珍贵如此不可或缺，如此成为他人生的重要寄托与依赖吗？而且时移事迁，未来没有义彬照拂与打理的义园，还会像今天这样花好月圆、瓜果飘香、鸟雀腾飞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因为义彬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21世纪初这样一幅美好的湘东乡村图景，那里同样是我的故乡。在故乡，他一边走在梅桂小道上，每到红梅和桂花绽放的时节，一边牵着老迈的妈妈，一边学习树的智慧，体悟这样的人生真谛，“如果我有耐心像植物一样，不好高骛远艳羡对面山坡的肥沃，不嫌弃每一份天赐的善意和阳光雨露，不畏惧各种艰险的阻遏和强权的欺压，长年累月坚守着脚下这块阵地，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都不停止努力成长，或许我的人生会更加丰盈。静下心来，锚定方向，我应该多多吸纳树的智慧”。某一天，义园或许会消亡，但它的文字一定不灭，那么我的故乡将永远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永远感恩义彬于我故乡的书写。

黄亮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环保人。出版散文集《圭塘河岸》、报告文学《湘江向北》、名物学专著《以鸟兽虫鱼之名：走进诗经中的动物世界》、长篇历史小说《王城》《长城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