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6月，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前夜，陶澍去世。

“论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晚清重臣张之洞等人如是评议陶澍；近现代思想家钱穆则称“清代中叶以后，湖湘学派中形成了一个经世之学的重要派别……湖南经世人才都集合在陶澍周围”，陶澍的光环，并没有因为时间的久远而湮没，相反，他的重要影响越来越被更多人认识到。

不仅如此，每个熟悉陶澍的人，都能在陶澍修身治事的经验中有所感悟，从而走向更广阔坚定的人生。这便是陶澍屡屡被今人提及的重要原因，也是作家杨友今创作小说《陶澍》的重要原因。

助力虎门销烟是陶澍人生的精彩谢幕

1839年春，在广东禁烟的林则徐接到了调任两江总督的圣旨。不过，一心禁烟的他，并没有赴任。

后世一致认为，林则徐之所以会接到这个圣旨，和陶澍的大力推荐有关。1839年春，陶澍因病解任两江总督，他在《恭谢开缺恩旨折子》中力荐了林则徐，“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陶澍的奏折中如是写到。

近两百年后，长篇小说《陶澍》的作者、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作家杨友今谈到陶澍这份奏折中的这句话时，感慨万分：“我看了很多历史资料，从未见过谁像陶澍一样推荐人，说十倍于自己。”

杨友今在《陶澍》的最后一章《助力虎门销烟》中提到了这个奏折。1839年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前夜，陶澍的人生也在这一年走到了尽头。杨友今在小说中，用“助力虎门销烟”给陶澍的人生作了精彩谢幕。

1839年春，陶澍的病情让他不能专心政务了。他想辞官回乡养病，但对广东的禁烟放心不下——禁烟是他和林则徐等一起发起的，虽然林则徐是禁烟的钦差大臣，但陶澍一直关注着。他知道禁烟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一方面禁烟颇有成效，收缴了鸦片一万九千多箱；另一方面，禁烟和反禁烟的斗争激烈而复杂，皇上有些摇摆不定，他担心林则徐骑虎难下，“最好等到形成高潮时，看准时机从钦差大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江南，配合广东继续禁烟，进退自如。”

要让林则徐回到江南，江南就必须有位置空缺。这也是陶澍铁了心向道光帝呈递《因病陈请开缺折子》的重要原因，开缺即退休，开缺了，林则徐就可以顶上来。

“陶澍自简任两江总督以来，勇于任事，不避嫌怨……察其情词恳切，朕亦只得勉从所请。陶澍着准其开缺，专心静摄。一俟痊愈，即行来京请安，以慰廑念。”道光帝在陶澍的折子上如是批道。或是感念失去陶澍，就失了一股支撑的力量，他又追加批道：“朕亦无可奈何，只得勉从所请，一俟痊愈，务即来京。”

开缺折获批后，陶澍随即上了谢恩折。谢恩折中，他称林则徐的“识力”十倍于自己。道光帝接到陶澍的谢恩折不久，即任命林则徐为两江总督。调任圣旨并没有让林则徐脱离禁烟的浪潮，他对禁烟的坚持，让朝廷在1840年1月改授他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另授他人担任。陶澍未能看到林则徐重回江南接任自己，也未能看到林则徐对禁烟的坚持而引发的中英战争以及战争失败林则徐的被流放。

“沉闷的雷声愈来愈大，似乎要冲出浓云的束缚，撕碎云层，解脱出来。天边炫耀的闪电的蓝光疾速驰过，咔嚓的霹雳随之轰响，荡心动魄，地动山摇。”杨友今希望陶澍能继续听到这雷声，但，陶澍在这雷声中进入了他个人的永夜。后人划分时代，对近世有着巨大影响的陶澍未能“进入”近代。

曾经，陶澍因未能被列为近代人物，他的历史影响力有所低估，杨友今的长篇历史小说《陶澍》不但还原了陶澍风云激荡的一生，还给陶澍正了名。这是他对陶澍的深情致敬，也是对陶澍有持有的爱国、爱家乡、爱家情怀的致敬。在杨友今看来，在中国近代史开端前夜去世的陶澍，不止是拉开了湖湘崛起的序幕，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颇为深远。

多次田野调查，尽可能还原陶澍所处的历史时空

《陶澍》既是深具历史气魄的文学书写，也是当代人对历史记忆的重温再现。杨友今展开想象的翅膀，移情于历史，让僵硬的史料生动起来，从而让过去的、属于陶澍和他那个时代的那段历史在更大程度上得以“还原”。

杨友今擅长用环境描写烘托和渲染人物命运的起伏。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起笔写作《陶澍》时，杨友今即年过七旬，但为了深入到陶澍所处时代、所处环境，他不但大量阅读陶澍及相关人物的著作，多次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搜集史料，还多次前往重庆、南京、上海及东莞等地考察和探访。对小说人物经历过的地方的实地探访，置身其中，杨友今仿佛跨越时空，与他笔下的人物共同看到和感受到特定历史时刻的风起云涌。

“早起鸟雀的鸣啼，闹醒了沉睡中的山城重庆。轻纱般的晓雾，随着山势由高而低款款消退。盘旋上下的通道，错落交叉的道路，层叠起伏的建筑物，从糅合在奶黄色月光里的黎明中隐隐约约显露出来。”这是《陶澍》开篇第一章《锋芒初露》中的第一段， 这是杨友今沿着陶澍的人生轨迹探访重庆之所见？还是陶澍当时之所见？

重庆是陶澍人生中重要的一站，他在重庆担任川东兵备道道员，虽然任期仅一年，但这一年他清理积讼，打击恶棍，平反冤狱，鼓励工商，四川总督蒋攸铦因此而称陶澍的政绩为“四川第一”。陶澍也因而调任山西按察使。这段环境描写，不仅非常贴合陶澍彼时的境况，也给他的人生轨迹的发展埋下了伏笔，“盘旋上下的通道，错落交叉的道路”既暗示了陶澍此后人生的发展，又暗示了其所处时局的动荡。

杨友今探访东莞，是因为书中重要人物之一的林则徐销烟的重点战场在东莞虎门。虎门销烟，陶澍虽未亲临，但陶澍始终在关注着。因为禁烟是陶澍和林则徐共同发起，陶澍和林则徐曾经是上下级，也是禁烟战线上的盟友，杨友今认为虎门销烟不仅是林则徐人生的高潮，也是陶澍人生的高潮。

“清晨，东方出现了瑰丽的朝霞，恍若一片片火绒似的云彩铺展在南洋天水相连的低空。空中弥漫着轻纱似的薄雾，舒卷的微风荡动着碧蓝放亮的海水。天壁的光斑透出些许绮丽的灿黄，云霭碎开，金光一道一道射出横的明霞，直的华光，把山水岛礁渲染成了金翠华彩的景象。”

写到收缴的鸦片即将投入销烟池时，杨友今又浓墨重彩地“还原”了1839年4月22日晨的天象。因无确切记载，历史当天真实的天象无从可考，这给了杨友今合理想象的空间，而杨友今的想象并不是完全凭空，这段描写，结合了杨友今实地探访时对虎门自然环境的了解。看似宁静的景象，实际暗藏了诸多的不确定，这和风云变幻的那个时代也颇为契合。

要将史传中严谨刻板的人物像转为栩栩如生的历史“真人”，就要营造、还原出“真人”所处的环境，这环境既包括时局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也包括当时可能真实存在过的真实的自然环境。时局和当时人物关系还能在史料上找到，当时环境的“还原”则不仅要求作者必须有细致的田野调查，还需要作者有很好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审美，能将田野调查时所见、所想、所感自然而然地嫁接到所写到的历史时空中。至少从这一点上来讲，杨友今的《陶澍》不失为很好的范本。

对话丨“历史小说，虚要从史实出发，实更要从史实出发”

潇湘晨报：您最喜欢、最欣赏陶澍的哪一方面、哪一点？

杨友今：陶澍去世后，林则徐给他写了一幅概括了他一生的挽联“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 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我认为就林则徐概括得最好。“大度领江淮”，长江和淮河的治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开发，尤其是上海的开发，主要得力于他。上海没有洪水就是因为他，他大力治水，把上海的三条河搞通了，上海就没有水淹了，上海就兴旺起来了。

另外，他了不起的是，他父亲和弟弟去世了，他把他后妈、弟媳妇和侄儿全都接到南京，和他一起生活。这说明他很爱家庭。

爱国、爱家乡、爱家，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特点。一个人爱国，人家会尊敬你。但这还不够，你还要爱自己的家乡。陶澍在死之前，回了一趟家。他回家拿自己的积累办学，建了学堂，买了学田。

潇湘晨报：写历史小说，虚构和史实的占比是作家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您是怎样来权衡这个问题的？

杨友今：历史小说有个基本的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的事情一定要真实，小事，或者说细节可以去想象，想象它可能会怎样做。当然，大事也可以虚构，就像姚雪垠的《李自成》，小说一开头的潼关大战，就有不少是虚构的，姚雪垠亲口对我说，他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也不是绝对的”。

姚雪垠还跟我说，写历史小说，要深入历史，又要能够跳出历史。深入历史就是要把历史资料呷透，资料掌握得越多越好，越全面越好。掌握了资料后，要去伪存真。讲到这，有个很明显的例子，我看到的资料里，陶澍和林则徐一起做的事情，写近代史的专家有很多都只归功于林则徐，比如治理水务和禁烟。特别是禁烟，现在讲禁烟就讲林则徐虎门销烟，实际上虎门销烟之前，陶澍和林则徐就一起禁烟了，林则徐去广东禁烟，陶澍也很关心、关注，这些在林则徐的日记里有写到。总的来说，我写《陶澍》，就像《三国演义》一样，是七实三虚，如果不是从林则徐的日记和他与陶澍的往来信件看到陶澍对林则徐禁烟的支持，就写不出最后一章《助力虎门销烟》。

潇湘晨报：七实三虚，虚的是哪些方面？

杨友今：虚其实也是伴着历史资料来的。资料里面，写陶澍做过的事情，不会有张三李四，就只记载陶澍怎么做。他的两个“保驾将军”，丁庆和黄锋，是我虚构的。但，他肯定是有“保驾将军”的，没的话，他早就被人家杀死了，人家要搞他。我在小说里面，给他们取名丁庆和黄锋，名字是虚构的，因为资料里面没有记载他们，但他们这样的人肯定是存在的。

潇湘晨报：所以虚也是从史实出发的？

杨友今：对，虚要从史实出发，实就更要从史实出发。陶澍和林则徐共事的七年。这件事情是陶澍做的，我就说是陶澍做的；是林则徐做的，就说是林则徐做的；两个人都有贡献的，我就不会说另一个人没有贡献。这个事情我分得很清楚。就像一个单位，有一把手，有二把手，他们各有各的贡献。后来也做过两江总督的李星沅曾评论陶澍和林则徐，他说陶澍是大，林则徐是细。“大”指的是陶澍考虑问题很全面；“细”是指林则徐很细致，执行的时候一丝不苟。这两个人的功劳，我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地区分。虚与实，我是这么掌握的。

潇湘晨报：有些作家写历史人物的时候，写着写着有情感的带入，往往把一个人写得比较完美。

杨友今：姚雪垠当年给我们讲过，他自己也认为把李自成写得太完美了。《水浒传》就不一样，他要你上山入伙，他要打家劫舍，他不去抢，他吃什么呢？吃西北风啊？

写《陶澍》，我是实事求是。陶澍有几个问题我写得很清楚。比如，他很迷信，他会给菩萨磕头，求菩萨保佑他有个儿子，他前面生的儿子都夭折了，他最后娶的老婆给他生儿子的时候，他已经老了。

还有，陶澍很霸蛮。他在安徽逼官员还债，人都逼死了。写那一章的时候，我觉得陶澍该批评的时候还是要批评，他确实是逼狠了一点。

潇湘晨报：陶澍为什么这么受人推崇、为什么能够带出很多优秀人才？

杨友今：他对人很诚恳。比如，他给你提意见，不是为了打击你，而是告诉你你可以做得更好。大家愿意接受。你有优点，他会给你肯定。你是人才，他就推举。他做一件事情、搞一个改革就会发现一批人，推举一批人。他是怎么推举人的？推举林则徐就是个例子，他给皇帝的奏折说林则徐比他强十倍。我还没发现有别人像他这样推荐人的。

潇湘晨报：安化在当时人眼中，应该是穷乡僻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觉得安化这个地方对陶澍的成长有没有影响？

杨友今：安化是个贫穷的地方。生长在贫穷的地方，你就能吃苦，你就知道要勤劳。陶澍就是个敢于吃苦的人。另外，穷则思变，就知道要变革、要变通，陶澍为官，就做了很多变革。

安化穷是穷，但也是较早开始经济开发的地方。它的茶叶经济，很早就有了。茶叶主要经资江运出去。耳濡目染，陶澍对水运就比较熟悉，这也是他后来敢改漕运为海运的原因。他是冒了风险的，海运出了问题，粮食运不到京城，那是要掉脑袋的。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