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眼中蔡公君谟的世界

文/李晓君

因为书写是自一种不可观看（不是面对面，不是一上来就促成视觉，而是促成写与画的行动）的后退和开叉进行的，它将支撑物分成几个通道，好像是要提示出完成书写的这个复数的空无——书写就是脱离表面，在表面上编织。

——菲利普·索莱尔斯《论物质主义》

葛清源

我初见他时，他从栖身的悟空寺前来我家探望弟弟。时节已入冬，江阴的天气时阴时晴。那日冬阳甚好，仿佛搭好戏台，等待一幕才子佳人的戏上演。大凡这样的戏，以悲情为主，即便大团圆的结局也少不了过程中的几多坎坷悲催。不如此便不足以催人泪下。他一身单薄青衫，手持书卷，眉眼间有一股清气，算得上一个俊雅的书生。他孤鹤般形只影单，寒门的气息镌刻在他深沉的眼眸中，与富贵之家子弟身上那种骄矜、轻慢的神情相去甚远。

佛家讲因果。我想，我与君谟的姻缘定是修了多少辈的福德。此前，我约略在闺房听见姐夫凌景阳与父亲说起过这个名字。那是姐夫宦游在外，赴任新职途经江阴，探望父亲闲聊时说起的。他提起这个人的语气就像陈述一件精金美玉，或是描绘一幅美妙的书画，抑或演绎一支超凡脱俗的琴曲。

庭院游廊，冬阳切割出金黄和暗紫的色块、灰白的窟窿石、葱绿的冬青和篆隶般古意的红梅，以及庭院中一个难得一见的年轻书生的背影——无不使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生出几许萌动的情怀。我无法预知与他之间会发生什么，只是内心欢喜同时慌乱。我隐隐感到一个命定的缘分劈面而来，更害怕失去它。

后来读到他写于发蒙时期的诗歌，忍俊不禁，又暗自赞叹：

谁种青松在塔西？塔高松矮不相齐。

时人莫道青松小，他日松高塔又低。

我仿佛能够看见他在遥远的福建惠安，与年龄相仿辈分不同的舅舅，一起欢喜地在伏虎岩寺开授教馆的外公指导下，启蒙读书的情景。这个小孩，祖上五代都是务农。自然地，起初谁也没有对他抱有更高的期待。我的公公蔡琇，是个粗通文墨的农民；婆婆卢氏出身书香门第，是个长寿且颇有眼光的女人，她在君谟5岁、弟弟君山3岁时，做出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决定：将幼小的兄弟俩寄托到惠安娘家，让被称为“惠安名士”的父亲卢仁进行启蒙。

三年后，兄弟俩回到仙游乡序枫亭会心书院就读。

君谟12岁那年，遇到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人物——凌景阳。

时任仙游县尉的他到枫亭办差，目见这对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小有文采的兄弟，深为赏识，旋即将他们荐入县学，后又推入郡级学堂，学习“墨义”“帖经”“诗赋”，完成了应试前完整、系统的科目学习。

我朝科举，与唐朝不同，不仅放宽了“工商杂类”不得报考的限制，还打破考生乡土籍贯限定，所谓“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尤其京师开封的府试，面向全国考生开放。

天圣七年（1029），君谟携弟千里徒步北上，参加了开封会试。对于这次考试的成功，同科进士欧阳修这样描述：“公年十八，以农家子举进士，为开封第一，名动京师。”（《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君谟，在开封府试拔得头魁。

那是不久前的秋闱。弟弟君山则没有那么幸运，他在府试中落第。也许留在京师等待来年春闱费用太高，回到老家仙游又路途甚远。正犹疑之际，姐夫建议兄弟俩到江阴他丈人家备考。这是个不错的折中选择。于是他们来到长江边这座城市。哥哥寄居悟空寺备考，弟弟留在我家学习。家父虽非进士出身，但也是饱学之士，生五男三女，大姐嫁屯田员外郎凌景阳，二姐嫁进士陈玉，我正待字闺中。

姐夫帮人帮到底。君谟赴开封参加府试，绕道芜湖拜会姐夫，请教科考事宜。姐夫特地将君谟所作赋文送三司使晏殊过目。晏殊称赞其赋必为今岁第一。姐夫甚至亲自陪同君谟到开封参加府试。揭榜正如晏公所料——这位14岁以神童昭试，赐进士出身的临川才子果真眼力不凡。

君谟与欧阳永叔一见如故。永叔出自江西庐陵，4岁丧父，母亲“画荻教子”传为美谈，虽家贫却好学。正是共同的身世，让这两个卓异的青年相见之下便在灵魂深处刻下对方身影。同出同叔门下，后来时间证明，他们没有辜负同叔的期待：永叔成为我朝诗文革新的领袖，君谟开宋代“尚意”书风先河，后世虽以“苏黄米蔡”并称宋四家，“蔡”位居末次，但君谟无疑是导路先锋，对后世书法创作影响甚巨。

天圣八年（1030）春闱，君谟通过省试进入殿试，列进士甲科第十名。永叔“连中三元”：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礼部省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解元和省元，但在殿试中被人告发说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如主张考试应重策论轻诗赋等，勉强被保住功名，列为第十四名。另一个说法来自晏殊，称永叔殿试未能夺魁是因锋芒太盛，众考官想挫下他的锐气。

姐夫助力君谟中进士后，又努力撮合君谟与我的婚事。在等待吏部铨选的空当，满脸喜气同时又忐忑不安的他，特地来到江阴，一来感谢我家给予的帮助和照顾，二来拜别悟空寺方丈，三是正式向家父求婚。

我和君谟步入新人生的起点。无论如何，我要感激上天的恩赐，能与君谟这个日后注定要写在七闽大地上的才人成为伴侣，是我的幸运。虽然我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数次遭遇打击，但仍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欧阳修

谈论君谟的书法，是我最乐见的事。

君谟精于茶，著有《茶录》（不仅是继陆羽《茶经》之后，又一部茶的重要论著，还是一幅传于书法史的小楷佳作）。范仲淹曾有《采茶歌》流布甚广，君谟指出其诗中“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存有瑕疵，说茶之绝品贵白，翠绿乃下品，若改成“黄金碾畔玉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岂不更好？范希文服膺。

我不以书名，虽也薄有“超拔流俗，别有一番情趣”的评价，如苏轼称我书法“笔势险劲，字体新丽，精勤敏妙，自成一家”，“欧阳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也”。但我深知，我远非经典的书家。君谟的字如同他的诗文清美端庄。晚唐五代以后，书道颓靡100余年，此间罕有大家出现。囿于视野和师承，君谟年轻时的字虽端庄温厚，但远不能称善。我曾评价说：“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君谟好学，幼时在乡序随处士许怀宗学书，后在江阴葛家也习书不辍。君谟对书法的理解悟性很高，中进士入京后，随着交游的扩大，特别是与苏舜钦兄弟、宋绶等人的交往，书法很快摆脱早年的局限，上升了一个层次。他像一个胃口很杂的饕餮者，不放过任何一个可取法的对象，可以说是转益多师。少年时，曾学周越。说起周越，可是当今书坛一个重要存在，在天圣、景祐年间名重一时。不独君谟，更年轻的黄山谷、米襄阳，都曾拜在他门下。正如天才，总需要一座桥梁来过渡，周越正是前面几个天才人物的桥梁。周越是晚唐至宋百余年书法断层的重建者，真、草、行、隶均有所成就，法度谨严、切中规范，但也有体态娇娆、未能脱俗的弊病，山谷在《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中就曾说：“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

君谟从学习当代书家开始，进而上溯晋唐，取法高古，渐渐形成自家温润典雅、自然率真的书风。他以唐代颜真卿为首选学习对象——鲁公书风之所以在宋代兴隆，与“爱其书，兼取其为人”的价值取向相关。颜真卿在宋代衣钵的真正传人是君谟。他学鲁公楷书几可乱真，但又兼取欧阳询、虞世南、徐浩等韵味，同时还吸收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晋代书家风神，因而有鲁公雄厚但又不失晋人意趣。他开启了从“尚法”向“尚意”书风转变的滥觞。

君谟29岁迁调秘书省著作佐郎、馆阁校勘，有机会接触到皇家所藏历代法帖。此后又有两次受诏，除为秘书丞、知谏院，是著名的“四谏”之一，又进直史馆，同修起居注，与我、梅尧臣等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他的书风正是在那时渐趋成熟的。

我与君谟初识，源于天圣八年（1030）开封府试，而我们建立坚实友情的基础，来自他作《四贤一不肖》诗。景祐元年（1034）春，君谟弟君山进士及第，兄弟俩先后中进士，改写了家族五代不仕的历史。君谟结束三年漳州军事判官的初次入职生涯，携弟入京等待铨选。一到京城，就听闻了朝中一场以年轻进士与宰相吕夷简之间的政治斗争风波。这场争斗在24岁亲政3年的仁宗的裁决下，把青年进士的领袖范仲淹定为“朋党”，贬黜知饶州而结束。正当满朝谏官、御史噤声不言时，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和我先后站出来声援范仲淹，我给谏官高若讷写了一封长信，指斥他是个落井下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小人，没有资格出入朝廷称谏官。我也被贬为夷陵县令。

耳闻目睹此种种现状，君谟义愤难平，当即写了一组五首七言古风诗《四贤一不肖》，并在众士人为我饯别的晚宴上吟唱出来，当时气氛之热烈甚为感人。我不禁感叹：“君谟作诗，道滋打拍，穆之弹琴。壮哉！何其乐也。”

君谟这组诗，无疑是给当事的五个人画像。“四贤”即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我，“一不肖”指高若讷。这组诗一出来，便在京城引起轰动，酒肆、茶楼、旅栈、城墙，到处都在张贴、抄录和传诵。

（节选自2024年第4期《芙蓉》李晓君《他们眼中蔡公君谟的世界》）

李晓君，生于1972年，江西莲花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江西省作协主席。散文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花城》《十月》《中国作家》等。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暂居漫记》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