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行旅

文/杨海斌

第一次读《文化苦旅》，是在宁乡的夏天。蝉声刺耳，暑气蒸腾，我趴在水泥乒乓球台上，书页被汗水浸得卷了边。球台裂缝里，卡着半颗“红双喜”，是昨天和同学厮杀时拍裂的。

余秋雨写敦煌文物流散，写王道士愚昧的背影在黄沙里摇晃，“文化良知”“民族伤口”这些词对我来说太沉了，沉得像一块铅，压得人透不过气。

那时我不懂，文化怎么会是苦的？我只觉得那颗蹦跳的乒乓球更鲜活，更真实，不如把《道士塔》的沉郁狠狠扣杀在乒乓球的脆响里。

十八岁那年，我挤上北去的绿皮火车，背包里装着新买的《文化苦旅》。车厢里皮革味混着汗气，瓜子壳黏在地板上，书的棱角硌得肩胛骨生疼。车过长江，窗外华北平原的玉米地绿得汹涌。

后来毕业演习，在确山靶场，我趴在砂石地上，炮管烫得虎口起泡，风卷着砂砾往领口钻。压缩饼干碎屑黏在嘴角，咸涩发苦。黄昏收队时，迷彩服抖下半斤黄沙。再翻《阳关雪》，余秋雨写那坍弛的土墩立在荒原，“连天都冻白了”。我突然懂了：阳关坍弛了，可颓败的何止是土墩？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这些句子第一次有了重量。确山的风裹挟余先生笔下的寒凉，第一次有了铁锈般的实感。

军校毕业那年，我奉命到湘南某部报到。火车摇晃中，我望着窗外飞逝的灯火，忽然懂得“苦旅”的“苦”字，原是民族血脉里一道结痂的鞭痕，而我这身军装，注定要在新世纪的疆场上守护这道伤痕不再崩裂。

二十八岁，连队驻扎在广东某处海湾。咸腥的海风黏着迷彩服，信号旗在烈日下绷成直线。驻训间隙，我又从帆布包底掏出那本卷边的《文化苦旅》。正翻到《风雨天一阁》，余先生写范钦“以冷峻的理性提炼江南藏书风气”，四百年的书楼在兵火虫蠹中屹立如初时，紧急集合哨刺破思考。强台风“彩虹”即将登陆！

营区瞬间沸腾。士兵们冲向露天炮场，给高炮披上防雨布，铁锹铲土压住布角。迷彩身影在狂风里摇晃，像范氏族人修补书楼的窗框。更险的是渔村告急！百姓养殖的牡蛎排被巨浪撕扯，渔民跪在堤上哭嚎。我带侦察排绑绳索下海，浪头砸来时，一个潮州籍新兵为拽回漂走的蚝排，被铁丝网割得双臂渗血。

咸涩海水灌进喉头，我蓦然想起余先生那句：“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但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

最后一筐牡蛎抢运上岸，渔民往战士怀里塞煮好的海蛎，滚烫汁水混着雨水流进领口。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天一阁守的是泛黄书页，我们守的是渔火炊烟；范氏子孙传递的是文明星火，我们传递的是让百姓安枕的誓言。

戎装披身二十九载，肩章星纹已沉淀如河床石。案头清茶氤氲，窗外资水奔流。再翻《文化苦旅》，纸页脆黄。目光停在《宁古塔》。余先生写清初流放者“半道暴毙”的惨状，说“不知是株连的恐怖使他们沉默，还是长途的劳累使他们麻木”。

“沉默”二字忽如子弹击中胸膛。去年冬天在益阳市黄家湖，协助省军区组织冲锋舟演练。寒风刺骨，年轻的民兵冻红的手紧握操舟机的舵柄，水浪不断拍打船舷。湖岸边，往年洪水留下的水痕印记还清晰可见，而堤坝上新加固的石块阳光下显得格外坚实。

余先生叹息流放者“把身上的伤痛和心上的委屈都咽下去”时，我眼前浮现的是演习场上，一营三连的士兵从灼热铁壳里爬出，满脸油污却咧嘴一笑：“报告，火炮校准完毕！”这种沉默的坚韧，恰似资水边吊脚楼的木桩，洪水漫过只当沐浴，退去后依然稳稳托起一窗灯火。

水奔流北去，淘洗着秦砖汉瓦的残片，也冲刷着迷彩钢盔上的征尘。少年时拍案愤懑的王道士愚行，青年时确山风沙里的阳关遗恨，壮年时台风中的书楼幻影，终在中年静观中融成一道长河。余秋雨在莫高窟前痛心文化命脉的断裂，而我们在演习场沙盘上勾勒另一种接续：

炮兵阵地扬起的烟尘，落定后化作渔汛归帆的背景；那夜在台风眼抢回的牡蛎苗，今秋已长成渔港里沉甸甸的收获；士兵们睫毛上刮下的冰霜，融水正渗入界碑旁萌发的新草。文明的长旅从不在琉璃盏中供奉，而在士兵磨破的胶鞋底，在钢枪托起的炊烟里，在迷彩服与青苗同色的田埂上。这方水土的安稳，原是千万人用青春浇灌的沃野，硝烟散处，必有新绿破土而出。

军号余音漫过荒野，与敦煌壁画里飞天的飘带遥相缠绕。我抚过书页，忽然懂得：流放者咽下的沉默，与战士饮尽的霜雪，原是同一种酿造，都是为后人窖藏春光。二十九载金戈铁马，最深的领悟竟是：文化苦旅的终点不在青史黄卷，而在清晨菜场水灵的萝卜缨，在渔家灶上炖着的酸菜鱼，在除夕哨位望见的万家灯火。

当士兵用红漆为界碑描下最后一笔，朝霞正染红资水，水面浮光跃金处，分明映着四个大字：山河无恙。

这“无恙”二字，才是对千年苦旅最滚烫的注脚。

杨海斌，男，湖南省宁乡市人。爱好文学，作品散见于《海外文摘》《散文选刊》《长沙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