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好

文/赵燕飞

中午，正睡得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有些烦躁，以为又是房产中介或银行信贷员的骚扰电话，没好气地抓起身旁的手机，来电显示却是母亲的手机号，心里一咯噔，马上吓清醒了。

近几年，除了在娘家的日子，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和母亲视频。有时刚视完频，母亲想起什么事情，又会回拨过来。母亲知道我有午睡的习惯，没有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一般不会在大中午打我电话。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的眼皮子扑扑乱跳，手机刚接通，传来母亲急切的声音：“你爸昨天吃晚饭没喝酒，今天吃中饭又没喝酒，问他哪里不舒服，闭口不开，要他去诊所看一下也不肯。”

酒是父亲的命根子，只要没打针没吃抗生素，每天雷打不动两顿酒。父亲又很霸蛮，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上医院。母亲实在拿父亲没办法了，才会打我电话。

我要母亲别急，让父亲接电话。

父亲好像有些不耐烦：“莫信你妈妈的话，我就是脑壳有点疼，不想喝酒。”

“爸！”我让自己的语气尽量温柔一点，“你不是年轻小伙了，老人家的病拖不得，你有哪里不舒服，得马上去医院。”

“晓得呢，我要上厕所了，你和你妈讲。”

我听到母亲在电话的那头数落父亲：“犟，只晓得犟。”

父亲不肯上医院，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我毫无办法，只好每隔几个小时就打电话给母亲，问问父亲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母亲像个情报员，父亲吃了什么东西喝了几次水上了几趟厕所，一五一十全都告诉我。第二天中午，我再打电话回去，母亲的声音轻快了许多：“你爸倒了半杯酒，正喝，没事了没事了。”

母亲连着说了两个“没事了”，我才相信父亲真的没事了。父亲可能感冒了，也可能是颈椎病犯了，还有可能是别的小毛病，扛过来了就好。

父亲不爱说话，是个典型的闷葫芦，和他聊天一点都不好玩，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你问两句他也只答一句。

“爸，你是哪一年参的军？”

“一九六五年。”

“在哪儿当兵？”

“广西。”

“你是什么兵种？主要做什么？”我很好奇作为战士的父亲是什么样子。

“工程兵，修马路。”父亲淡淡地说。

“修马路？你当兵那几年全在修马路吗？”

父亲“嗯”了一声。

“你那些战友还有联系吗？我好像从没见过你的战友。”

“没联系。”

……

父亲从部队退役后，被分到一家国有煤矿，成了采煤工。长年下井的人，大多有颈椎病和风湿病，父亲也不例外。为了去湿气，也为了补身体，父亲下班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喝掉那碗由母亲调制的甜酒冲鸡蛋。

甜酒就是母亲自酿的糯米酒，鸡蛋是母亲散养的那群母鸡下的。母亲能够喂鸡，是因为矿里分给我家的房子位于一楼。住一楼有个好处，可以在屋后的空地种点小菜，也可以搭个小棚子之类的，喂点鸡鸭或小兔子。母亲参照邻居的做法，弄了些红砖和木头，建了一个矮矮的鸡栏，喂了十几只鸡。那些鸡所生的蛋，母亲会一个个捡起来，存在一只竹篮子里。每当父亲快下班时，母亲就从竹篮子里摸一个鸡蛋出来，在菜碗的边沿磕一下，将蛋壳掰开一点缝隙，让蛋白和蛋黄都流进菜碗里，又用一根手指在蛋壳里面划一圈，白色表皮连同剩余的蛋白都被母亲抠在菜碗里。母亲手拿筷子，将菜碗里的蛋白和蛋黄搅在一起，直到分不出哪是蛋白哪是蛋黄时，才拎起烧水壶，将刚刚烧开的自来水倒进菜碗里，黄色的蛋液马上变成了好看的蛋花，母亲打开装了甜酒的大罐子，舀了两大勺甜酒放进菜碗里，又拿起筷子搅了好一会，酒香混杂着略带腥气的蛋香，在屋子里四处弥漫。我站在母亲身后，眼巴巴地望着母亲磕鸡蛋冲开水舀甜酒，又怕母亲听见我吞口水的声音，这时便总会转身走开。鸡蛋只有那么多，除了用来给父亲冲甜酒，还是我家餐桌上的重要荤菜来源。母亲又是那么省吃俭用，我不想让她为难。

父亲喝了几十年甜酒冲鸡蛋，早就腻了。退休之后，父亲再也闻不得甜酒冲鸡蛋的气味，母亲也不劝他逼他了。

我们都知道，父亲最喜欢喝的其实是烧酒，母亲熬制的烧酒。

当年住在老家周官桥的时候，母亲常熬烧酒，我至今仍记得熬制烧酒的大致流程。母亲将淘洗干净的糯米倒进端坐灶上的蒸锅里，加几大勺水，灶里塞着粗壮的干柴，火苗舔着锅底，蒸锅里飘出诱人的香味。我一直守在灶前，当母亲揭开蒸锅上面的木锅盖时，我赶紧将早已端在手中的饭碗和饭勺递给母亲，母亲一边骂我“好呷婆”，一边给我盛了满满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刚出锅的糯米饭又香又黏，不用任何下饭菜，我可以站在灶前一口气吃完一碗。

母亲将糯米饭从蒸锅里端出来，倒在一个干净的大竹盘里，放一会，再往里面洒一杯凉开水。我拿起饭勺想去拌糯米饭，母亲要我别帮倒忙，我就收了手望着母亲往糯米饭上撒酒曲。母亲将酒曲和糯米饭拌匀后，装进那只褐色的大坛子里，盖好盖子，又在盖子上面压了一床厚棉被。我问母亲糯米饭为什么比我们还怕冷，母亲说这样焐出来的糯米酒更香更甜。

糯米变成了糯米酒，糯米酒要变成烧酒还得熬。母亲熬烧酒时，我喜欢凑在旁边看。糯米是在灶屋的柴火灶上蒸熟的，熬烧酒的大土灶却在屋后。这个土灶比灶屋里那个柴火灶大很多，蒸锅也大很多，旁边还连着一根小管子，小管子的另一头塞在一个塑料酒壶里。母亲将糯米酒倒进大蒸锅里，盖上黄色的木锅盖，锅盖边缘用湿布条塞得严严实实的。母亲不停地往土灶肚子里塞干柴，火苗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大蒸锅开始冒热气时，就有透明的酒水沿着那根小管子慢慢往下淌。酒壶里的酒越淌越多，我很想尝几口，母亲却不同意。母亲偶尔会煮甜酒给我们喝，但从不允许我们喝烧酒。我怀疑母亲不是担心我们喝醉，而是因为这些烧酒都要留给父亲拿去矿上喝。母亲不知道，趁她不在的时候，我偷偷尝过烧酒，那种辣得喉咙要冒烟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受。

父亲回家拿酒的时候，我比母亲还开心。父亲会给我们带好吃的，有时是舍不得嚼碎的糖粒子，有时是嘎嘣脆的炒米糕。有一天，父亲拎回一台当时还很稀罕的收录机，惹得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跑到我家来看热闹。

我盼望父亲回家，哪怕他从早到晚没和我说几句话。

我最盼望的，是跟着父亲叉泥鳅。

吃过晚饭，暑热渐渐散去，月亮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蛙声和虫鸣此起彼伏的时候，父亲去找手电筒和木柄铁叉，我连忙提起那只绿色小塑料桶，紧紧跟在父亲身后。父亲并不说话，他打着手电筒在前面大步走，我拎了塑料桶小跑着在后面追。稻田里，黑黢黢的禾苗站得直直的，当父亲的手电筒照过去，它们就变成了油亮油亮的深绿色。手电筒的光束不再游移的时候，我的心跳骤然加快。果然，父亲高举铁叉，飞快地往稻田里用力一插，又飞快地拔出铁叉，将叉尖伸到我的面前。我听到“吱吱”的呻吟声，只见亮闪闪的铁叉中间卡着一条黑乎乎的泥鳅，它的身子左右扭动着，嘴里吐出白色的泡沫。不用父亲开口，我赶紧把塑料桶放在铁叉下方，将那条可怜的泥鳅从铁叉上面撸进桶子里。

父亲的铁叉扑空时，我会哎呀一声，父亲仍不说话，边往前走边用手电筒去照脚畔的稻田。运气好的时候，只须转完两三丘稻田，我手里的塑料桶差不多就能装满。回家路上，我小心翼翼地提着桶子，很想大声唱几首歌，可父亲一句话都不说，腰板挺得比禾苗还直，我也只好一句话都不说，认真盯着脚下的路。有一回，快走到家门口了，我却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手里的塑料桶倒在我身旁，大大小小的泥鳅在我眼皮子底下摇头摆尾，我急忙爬起来捉泥鳅。父亲还是不说话，蹲下来和我一起捉泥鳅。

叉回泥鳅的第二天，父亲会亲自下厨。父亲又高又瘦，家里的灶又矮又肥。父亲弯着腰站在灶前的样子，像一张薄薄的弓。父亲要煎泥鳅了，我主动坐在灶前烧火。铁锅烧红了，父亲往锅里扔几块刚切好的肥肉，拿起锅铲翻几下压一压，翻几下又压一压，锅底很快铺了浅浅一层油，父亲一只手握住木锅盖，斜挡在我面前的铁锅上方，再将沥好水的泥鳅往锅里一倒。刺啦刺啦的声音响起来，等锅里的热油不再四处飞溅的时候，父亲会将斜立着的锅盖放在一边，不时给锅里的泥鳅翻一下边，当那些黑乎乎滑溜溜的泥鳅煎得焦黄时，父亲就用筷子将它们夹进一只大菜碗里，再往锅里倒一小撮蒜蓉和半碗青椒丝，来回翻炒几下，从大菜碗里拨几条煎泥鳅放进锅里，想了想，又拨几条煎泥鳅放进锅里。我站在灶旁，闻着那股越来越浓的香味，嘴巴有些发黏。终于，父亲从锅里夹了一条胖泥鳅伸到我面前，我张开嘴巴接了，顾不上烫，胡乱嚼几下就吞进了肚子里。

父亲将青椒炒泥鳅端到饭桌上，转身又炒了一碗小白菜。一家人围坐桌前，我狼吞虎咽地吃得飞快。父亲挺着笔直的腰杆，端着他那只专门用来喝酒的陶瓷杯，抿一口烧酒，咬一截煎泥鳅，嘎吱嘎吱地嚼着，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父亲又抿一口烧酒，咂巴咂巴嘴，咬一截煎泥鳅，嘎吱嘎吱地嚼着。父亲慢慢地喝，慢慢地嚼，他咬完一条煎泥鳅，起码要喝三四口烧酒。我有时替父亲急，他吃一条煎泥鳅的工夫，我可以吃完半碗饭了。

（节选自2025年第1期《芙蓉》赵燕飞的散文《蛮好》）

赵燕飞，女，1972年生于湖南邵东，现居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五部。多部作品入选《小说选刊》等刊及各类年度选本。曾获“中骏杯”《小说选刊》双年奖、毛泽东文学奖、《湘江文艺》双年奖、三毛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