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油菜花田

文/郭建中

父亲走的那天，湘江的桃花汛还没到来。凌晨四点多接到母亲的电话，我没有多想，驾车就往回走，泪珠子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路过当年父亲栽下的竹子林，它们似乎在春寒料峭里暗自抽泣。老人说，就用这片地里的竹子搭灵棚，送上最后一程。

我蹲在老屋门槛上磨那把生锈的镰刀，铁锈混着檐角滴落的雨水，在青石板上洇出暗红色的溪流。春燕掠过晾在竹竿上的蓝布衫，忽然想起四十年前，也是这样的雨天，父亲蹲在堂屋门口修蜂箱，木屑落在刚写好的春联上，他说：“莫要慌，墨迹干了就看不见了。”

一

1982年的春分比往年都冷。联产承包的合同纸还带着油墨香，父亲把摸勾分到的五亩多薄田走了十几遍。烂泥巴黏住他的胶鞋，每拔一次脚都要带出半斤春泥，他却笑得像拾了金元宝：“泥巴越黏，稻穗越沉。”

那年，我总看见他蹲在田埂上数稻种，糙黄的手掌摊开着，仿佛捧着整个春天的希望。总看见他起得比别人早，围着一条长长的旧毛巾，借着微弱的星光就赶去车水，悠悠的水车声伴奏我的整个童年，至今仍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乐章。略微瘦削的他身体却很结实，背农具、打肥料、刨田坎、挑谷子、犁田插秧是样样在行，干净利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政策好，多打点粮食，能吃饱饭。”他说他苦了一辈子，现在累点，但是可以饱肚子，挖荠菜过苦日子的那些年不想再有了。

谷雨前夜，他忽然把全家叫到灶屋，煤油灯在土墙上投出巨大的影子。“我盘算着养长毛兔。”他蘸着茶水在桌上画圈，“公社老刘说浙江那边收兔毛，三十块钱一斤，好的卖六十到九十，划算。”

兔场是红砖砌的，兔笼是用竹片搭的。一年上百只长毛兔，口粮不够。每天天刚发亮，父亲就背着竹篓去扯青草、摘树叶，露水把他的裤管浸得能拧出水来。有次我跟着去，见他蹲在塘边搓洗沾满兔粪的围裙，手指节被冷水泡得发白，却哼着花鼓戏：“刘大娘我笑呵呵啊，叫我过来洗裹脚……”

深秋时兔毛卖了钱，他连夜走二十里路去县城，给我带回人生第一支英雄钢笔，笔帽上还沾着百货大楼门前的桂花香。

二

五年后兔毛行情下跌，他连夜把最后两笼兔子送到镇上。回来时军大衣兜着个搪瓷缸，揭开盖是热腾腾的糖油粑粑。“养蜂，养中蜂，中蜂成本不高，蜜糖价好。”他咬开结着糖壳的粑粑，琥珀色的糖丝在晨光里发亮，“我观察后山那片野板栗花、槐树花、樟子木花三年了，流蜜期比油菜还长。”

蜂箱是父亲自己一个一个打的。刨子推过杉木的清香里，总混着他熬制蜂蜡的甜腻。从1988年盛夏开始，每年带着四十箱中蜂跟着各种花期迁徙，他追着蜜源，领着我们兄弟俩跑遍县里的每个乡镇。有次在隔壁乡“百步陡”迷了路，背着蜂箱在深山里转了大半天，回来时水壶里装着野樟子树蜜，说是留给母亲治咳嗽。

最难忘那个暴风雨夜。惊雷劈断老槐树，蜂群炸了营。父亲只穿件汗衫就冲进雨幕，举着冒烟的火把绕蜂箱画圈。我和母亲举着竹匾替他挡雨，闪电劈开夜幕的刹那，我看见万千金点在他周身飞舞，恍若银河倾泻在凡人肩头。

父亲随我们在城里住了七八年，蜜蜂也养到城里来了，很多人变成了他的城市“蜜友”。“多可惜，城市公园花多草多，周边农村养蜂人少，他们看不起。”城里人生活条件好了，蜂蜜也卖不上价，父亲说很多店家都是假货，吃了不管用。真有需要的人，他一家一家半卖半送。父亲走了之后，一直还有人惦记着那些沁心的蜂蜜。

三

祖上留下来的茅草土砖房，冬暖夏凉，守护着几代人，却要年年翻新，容纳不下一家人的生计。父亲说咱们盖红砖房，房子生火时烧不着，孩子们睡个安稳觉。娘点点头，咱们穷点可以自己干。

外面有人买石头，打一方可赚两元钱，重体力活别人不敢接。父亲接过活，自己做了辆板车，一拉就是一个冬天。他弓着腰拉板车，肩上的皮一块接一块地脱。“比打一个月工都要好，攒钱建个房子。”他数着数，脸上写满了喜悦。

我放学就坐在父亲拉的板车上回家。“你以前上学也是接送，顺便也帮我推推板车。”他弓着腰拉板车，车辙在黄土路上犁出两道深沟，像刻在大地上的年轮。父亲说，“现在你们带孩子要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苦，幸福从哪里来的。”

红砖窑开烧那天，父亲在窑洞口摆了三碗米酒。泥胚要摔打七七四十九遍，他说这是跟老窑工学来的规矩。他教我把黏土摔打成方正的模样，烟囱腾起的灰云落在他鬓角，不知不觉就积成了霜。一砖窑，硬生生烧了半个月。

放在砖窑顶上的石头却烧过了，结晶成一坨。他蹲在废墟里扒拉出半截烟囱管，突然笑出声：“正好给蜂箱做保温层。”那年春节，他用红砖砌了个存钱罐，烧制时偷偷掺了从小河里捡来的彩石，出窑时竟泛着星子似的微光。

红砖房护佑我们走过四季，见证一代人成长的足迹。三十年过去后，隔壁的两个叔叔要建房。父亲说我们现在有了新房子，放蜜蜂的地方也够了，把三间红砖房、两间土砖房拆了，让给他们，乡里乡亲的，拉扯一把。

四

父亲是老初中生，村民说他有文化、人厚道，硬是把他推到生产队长。当生产队长的二十多年里，父亲总在寅时末吹响第一声哨。哨音掠过打谷场边的苦楝树，惊飞宿在稻草堆里的麻雀。村里五保户常说，这哨声比队里的公鸡还准时。

那年修水渠正值三伏，父亲把全队的饭盒收走：“晌午太阳毒，妇女在树荫下吃。”他独自挑着两个大木桶，踩着滚烫的鹅卵石挨个送白糖掺凉水。我躲在槐树后数他脖颈晒脱的皮，一层层像老樟树斑驳的树皮。

包产到户后，不用出工了，有人劝他收起哨子。他却用石灰在晒谷场画格子，张家三亩李户五垄，硬是把碎布似的薄田分得滴水不漏，还赢得一个“老先生”的绰号。分完田那夜，我看见他蹲在灶屋磨那把生锈的柴刀，月光从瓦缝漏进来，在他佝偻的背上写满未竟的诺言。

五

癌细胞是在春天里油菜花开采蜜时查出来的。他坚持要把最后几箱蜂搬到向阳坡，说南风天采的蜜能止咳。

在医院放疗时他总盯着窗外的树，有次突然说：“记得把老蜂王移到三号箱，它认路。”

病痛最凶的夜晚，他让我扶他到老屋里。柜子里还有当队长时的账本。枯枝般的手指抚过那些密语般的符号：“这个圈是给雷瘸子多记的工分……他家里苦，腿脚不好还没讨亲……”止痛片的药效过去时，他额头抵着账本昏睡，鼾声里翻涌着一千多个饥饿的春天。

最后一次放疗回来，他执意要去看那片土地。已经步履蹒跚的他，走在田埂上，夕阳把1946年那个放牛娃的身影，拉得和2022年这个佝偻老人一样长。枯瘦手指划过田野里的杂草树叶，仿佛在抚摸那些被哨声唤醒的时光。秋旱的景象在他浑浊的瞳孔里翻涌成海。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村里的电排该修修了，那些田荒了太可惜了……”

出殡那日，后山的野板栗花突然开了。成群的蜜蜂围着棺木打转，养蜂人说是老蜂王带着工蜂来送行。我跪在坟前烧那些泛黄的纸片，火苗蹿起时，恍惚看见父亲站在1982年的春雨里，蓝布衫上落满梨花，正把最后一粒稻种按进温暖的春泥。

今年清明，我把他最后没用完的蜂巢埋在了山茶树下。细雨斜斜地织，漫山油菜花翻涌如海。恍惚听见板车吱呀，转头却只有金黄的浪花漫过田埂，轻轻吻着他曾丈量过千万遍的土地。

郭建中，1972年6月出生，高级政工师，衡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曾有多篇作品见诸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