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浏阳大先生涂启先

文/彭祖耀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腊月二十六日凌晨，浏阳大围山风雪交加，天地肃杀。一位须发苍白的老者无力地躺在病榻上，自知大限将至的他，此时已近昏迷，却仍在喃喃自语，嘴里念叨的是各种还没来得及完成的公事。此人便是素被邑人敬重的“大围先生”涂启先，时年六十六岁。这位谭嗣同的授业恩师，在风雪中走完了他忧国忧民的一生，留下一座风骨凛然的围山书院，与一段公益济世、教育救国的不朽传奇。

弃仕归乡：身远庙堂，心忧天下

涂启先，字宗谟，一字舜臣，道光十四年（1834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东门都佳塅。他自幼聪颖异常，据《先君舜臣府君年谱》记载，他“生三岁，能识字。伯祖日作字教之，抱至市，指示市中牌字，一过辄尽识。四岁时已读成诵，书成画。五岁诵《上论》，钞成帙矣”。不仅如此，他生性无私，家中长辈每每让年幼的他主导分配食物，他“析与甚均，而啬于自取。家人不自安，或反以所得还遗”。从小到大，处世为人，都是这样，公而无私。

他二十八岁开始就帮着父亲一起治理上东团务，三十四岁时，父亲去世，他众望所归，被乡人共推主持团务，屡辞不获。后入邑志馆参与编修县志，“发凡起例，各门皆有著述，而食货一门，尤为心力所萃”。曾获岁试、科试第一，后又以优贡生身份北上应廷试，并考取八旗官学汉教习，但未赴任。光绪皇帝登基后，开孝廉方正科，县人都推举他应诏，他力辞。此后更是看透了晚清的官场，无意仕途，曾先后婉拒湖南巡抚、湖北巡抚、湖广总督、长江水师提督等一众封疆大吏的礼聘。湖南巡抚吴大澂，工篆书，曾手书《缁衣》《风雨》两诗卷轴托人转赠于他，以期一见，亦未如愿。当时的情况，正如清朝官员兼学者黄嗣东在其撰写的《圣清渊源录·涂启先传》中所说：“先生丰裁素峻，当时名公卿羔雁争投，未尝为之一屈，如秋水伊人，可望而不可即。”

他曾在1861年写过一篇名为《原弊》的文章，里面对当时的种种社会弊病有深入系统分析，其中在揭露科举之弊时写道：“愚以为科举之坏，至今日已极。盖士皆剽窃词章，不暇究心有体有用之学，虽有奇才，间知自好，卒无以见知于世。而或且为世所非，笑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吾诚惜国家徒得千百文士，无益于治也。”晚年他在《围山书院记》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后世学术日歧，至于假孔孟程朱之道，而以诗文楷法取士。士俨然读书穷理，究不过讲小技，饰虚车，顽钝无耻，视不学之齐民为尤甚。”无意仕途的他，转而在人生的后半程将满腔的家国情怀落于实处，投放到了地方教育和公益事业，造福一方，这也正是黄嗣东在《涂启先传》中感叹的“自任以天下之重兮，而仅造福于乡井之人”。

道引嗣同：春风化雨，无愧明师

据谭训聪的《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记载，光绪五年（1879年），十五岁的谭嗣同奉父亲谭继洵之命回到家乡浏阳，拜在涂启先门下，从其读书，并学诗文，一共三年。涂启先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教学方式与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深深感染了年少的谭嗣同，成为谭嗣同变法思想的重要启蒙者，师生情谊深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谭嗣同给他另外一位老师欧阳中鹄写信表达了设立算学格致馆的想法，请求支持。欧阳中鹄比涂启先小十五岁，两人是感情坚固的挚友。欧阳中鹄在收到信后，把谭嗣同拟的条议章程文字中一些过激之处删减了十分之二，然后将原函及自己批语等一起附上，给涂启先写了一封长信，说明原委，希望他审阅稿件提出建议的同时，更表达了希望他出面主持大局，借助其名望来平息争议的想法：“惟是鄙人名德不昌，暗于事理，虽执盈廷之咎，恐贻为妄之憎。执事砥行修名，卓然众望，枢机一发，腾跃知归，必得主持，乃息歧异。县君唐公闻有是举，欣喜无量。俟有成局，即使其子在门。且云执事通晓古今，穷极事变，明体达用，诸有折衷，春秋会盟，当执牛耳。八月之初，务乞命驾来县，无论如何，万勿金玉其趾。”（《致涂舜臣同年》）从信中不难看出，请涂启先执牛耳不仅是欧阳中鹄的意思，也是县令唐步瀛的意思，涂启先可谓众望所归。

收到信后，涂启先回了欧阳中鹄一封信，亦即《复节吾中翰书》，在信中他首先肯定了此事的意义：“谭子将为一邑开风气，即为天下开风气，危言笃论，实中肯綮。”其次，建议聘请专门的一名老师来教授。再次，他认为算学我国古已有之，他预料到“以用西法改时文为言，迂儒必将唾骂，以异议梗阻”，所以建议不动声色先干起来再说，这样阻力会小很多，更容易成功。从后来算学馆遭遇强大阻力来看，他当时的建议是非常合理切实的。最后，他将主持大局的重任推回给了欧阳中鹄，主要有两个实际原因：一是自己病情日益严重，难以胜任；二则家事和乡里公事在身，根本走不开。但他是乐见其成的。由此亦可见两人之间这种互相推许、惺惺相惜的深厚友谊。不仅如此，涂启先还提供了实际支持，每年从上东团费中拨出了两百缗的钱来支持算学社，这个事，欧阳中鹄在给当时的江苏学政龙芝生的信中有提到：“独上东一团，为涂舜臣主持，余蓄甚富，即许岁提二百缗听用。”（《致龙芝生少司寇》）至于其他一些团，有的思想固执冥顽不化，有的则经营不善捉襟见肘，都没有出过力。

1898年，已成维新中坚的谭嗣同邀恩师赴京参与变法，涂启先因年迈沉疴，遣长子涂儒翯代往，行未至京，已闻变法失败，谭嗣同殉难。噩耗传来，涂启先悲痛欲绝，多日不食难眠，病情加剧。他将人生最后的心力和寄托，放在了这年二月份开工建设的围山书院。

这份师生情谊与启蒙之恩，谭嗣同终身铭记。如今，谭嗣同故居中仍悬挂着涂启先的肖像，目光温和而坚定，见证着这段春风化雨的师生缘，也昭示着二人共同的救国理想。

造福桑梓：乡中圣人，自治典范

涂启先当时享誉颇隆，有地方圣人之称，这从很多资料中可以得到佐证。据谭训聪在《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回忆：“民国成立后，萧县李公达抗战时期任浏阳县长，一日向余言：‘上东镇涂先生（舜臣），系令先公业师，在上东镇有圣人之目。’一日吾在公保大楼逢教育界国大代表鲁立刚先生询涂先生学行，鲁君亦上东镇人，鲁告曰：‘涂先生制行甚严，学宗程朱，文法桐城，其伯父辈均师之。’以鲁君证之，李之言可信也。”浏阳县令陈宝树曾以涂启先为师；黄嗣东称涂启先为畏友；浏阳县令唐步瀛则将涂启先视为浏阳元气所在；巡抚及布政使更是将涂启先比作孔子弟子澹台灭明这样的先贤。欧阳中鹄在《涂训导行状》中写道：“每县官初下，牒谢巡抚及布政使，必戒曰：‘县有涂先生者，澹台灭明也，往其承教。’及至，皆致敬尽礼。乐山唐公尤亟称之曰：‘贤者所在，使官不复忆有一团。’或又谓东乡为浏阳元气，上东更东乡元气。闻者以为笃论。”

自治上东团事以来，涂启先一直竭力奉公，深孚众望。“上东风气劲悍，锥刀干糇，辄勇争斗。君忠信明决，不遗纤介，凡以曲直赴质者，日或三四事，多片语冰释，不即解则竟夕绕室走，必尽得其情，使自愧服乃已。或当往，虽寒暑疾苦无间。”（《涂训导行状》）他为地方做过的公益事业很多，比如他曾制定了包含二十条内容的乡规民约，其中严禁屠宰耕牛、溺婴、赌博、嫖娼等恶习。那时民间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如果生下来是女娃，往往会被溺死。上东地区每年溺婴不下数十，悲天悯人的涂启先对此深恶痛绝，针对溺婴陋习，他在上东创建了育婴局，为生女婴家庭提供茶油、布匹和粮食补助，有效扭转了恶俗。为解青黄不接之困，他设立了上东义仓，秋收储粮、荒年放赈，并建立严格账目制度，定期公示。上东地区因灌溉不足，旱季常致禾苗枯死，各村为此械斗频发。涂启先不顾年迈，携子攀山越岭，四处寻找水源，后来终于在鸡笼尖找到泉水。他亲绘圳道图纸，率领众多乡民凿石砌墈，历经数月奋战，修成了全长二十多华里的鸳鸯圳，灌溉数千亩良田，使上东成为“大粮仓”。咸同年间，粤盗屡犯江西义宁，毗邻的浏阳东乡告急。涂启先上《团练私议》，建议分六团设防，亲自主持上东团事务。他带领乡人列栅守隘，日夜巡查，屡退贼人。此后，无论是霆营之变、江楼匪乱，还是斋匪、飘匪、大安里之警，他始终站在防御一线，“设防缉匪，算无遗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浏阳大旱，湖南巡抚陈宝箴委托办赈，涂启先手创条议，咄嗟毕当，“旋廉本团灾轻，急拨巨金济邻团，而于本团切实计口，凡八万有奇，仅振五十分之一而弱，曰事难为继，吾不开倖门。既蒇，罄所馀缴县局。民既不饥，迄无怨者”（《涂训导行状》）。

因为他为人操行高洁，重诺守信，崇廉尚俭，以身作则，并且用财很有节制，公账分门别类，条目清晰，审慎出纳，秋毫不差，起到了很好的矫顽匡弊、移风易俗的效用，一时地方风气大大改善，“民无侈俗，而私不甚贫；士无市心，而公亦日富。惰游改行，商贾尚信，盗贼衰息，讼狱稀少，惩偷革薄，庶几敦厚者也” （《涂训导行状》）。对此，刘人熙也在《大围山房文集叙》中说道：“（涂启先）终身尽力于团练防寇，兴学至今，浏阳上东大团犹为自治之模范。”从立规到化育，涂启先以务实精神和爱民之心治理地方，一步步将贫瘠彪悍之地变成了安宁和乐之乡。这位以乡为家、以民为念的贤长者，用一生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也所以，有学者说，涂启先是中国乡绅自治的典范。

笃学敦行：创办书院，经世致用

涂启先对于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他对教育弊端的认知也十分深刻，认为当时教育沉迷考据辞章，士人追名逐利，于国计民生无补。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的《洞溪书院志序》中痛心感叹道：“学校之不务实也，非一世矣。词章流为剽窃，考据流为破碎，求所谓明德新民，学古大人之学，隐居求志，心古天民大人之心者，几无人知之，而况能讲学而则效之。学术卑，士习坏，野无明体达用之才，朝无安上全下之彦。天下熙熙，率皆嗜利无耻，外人环伺，几不复以我为国，识者恸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他捐地集资创办的围山书院竣工后，他写下了《围山书院记》一文，阐述了创办书院的缘起、兴办教育的宗旨和愿景。他希望所有进入书院的学子们都能“反而求诸己，知耻以坚其志，主敬以慎其独，自讼以克其己，强恕以求其仁，多闻见以择其善，亲师友以辅其德。毋怠荒；毋萎靡；毋以琐碎之考据为博；毋以浮薄之词章为能；毋慕全材之名，务广而无成；毋存功利之见，务外而欲速。心孔孟程朱之心，学孔孟程朱之学，群居讲贯切磋，渐知吾心固有之理。一出一处，皆有其所当为，随其时地，勉强而力行之，于以全其理于一身，还其理于天下”，这正是传统教育所倡导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由此可见，他所倡导的教育，是德才并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教育，这也是古圣先贤立学育人的根本追求。

涂启先很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他学无门户之见，他有感于中西通商后，中国日益贫弱，希望能够博采各国所长，而补中国之不足，他认为“西人专门之学，实足救中国务广之弊”。他亲题围山书院门联：“心远自地偏，果能敬业乐群，此处亦名山广厦；民兴在经正，愿共守先待后，尽人为吾道干城。”此联既是其教育理想写照，亦为学子指明方向。今天的围山书院农家书屋内，有一块“敬业乐群”的书法题字，是中国楹联学会会长李培隽先生所题，内容即取自书院对联。不仅如此，围山书院当年还有一座钟，上面铸的《围山书院钟铭》也是涂启先所撰：“振愚蒙，惟木铎；撞洪钟，警晨夕。神听之，和且平；士听之，聪而明。鼓于宫，闻于外；诚不揜，实必大。光阴驶，须惜分；谂来哲，眎斯铭。”此钟估计已毁于动荡年代。

先生不朽：贫无以殓，精神长存

涂启先一生博习多通，创作颇丰，著有《大围山房文集》《上东义举志要》《集外文》《述要录内外篇》《帝王世纪》《三国志年表》《团练私议》《朱慎甫先生年谱》《读书笔记》《北上日记》等书，可惜多已佚亡。其治学深思实考，常能心领神会，猜透古人深意，见解竟与典籍记载分毫不差。他曾参与编修县志，所定体例皆合古之良史标准，后因与编修同仁意见相左，便毅然独立编纂结集，其严谨风骨，可见一斑。

他曾在三十二岁时写下表明心迹的《中秋》诗云：“十万人家灯上时，一轮明月露华滋。中天净尽无云翳，那得澄心一似之。”终其一生，他都在努力追求、践行这种心性光明无染的境界。他以笔墨为灯，烛照时代迷雾，以才德为盾，守护一方安宁。一生胸怀磊落，光风霁月，奉公能尽智竭忠，不遗余力，事亲则曲尽孝养，推己及人，于公德私德皆无亏，道德学问堪称世之楷模。去世前一年，为了督工建设围山书院，他拖着沉重的病躯，事必躬亲，夜以继日，巡视工所，不肯放松，苦苦支撑。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书院竣工后，他病倒了，躺了十多天才慢慢恢复。本以为可以痊愈，结果他曾经老师的儿子又三番五次上门来以家事相求。不得已他于十一月末只能又拖着病躯强行出发，当时正是大雪纷飞的酷寒之际，他冒雪至县城，后疾病复发而回，自此后一病不起，“自知不起，处分后事，犹念念不忘公事，以同事诸公皆老矣，拟商举勤慎稳练而年力富强之人，使佐理其间，历久谙练，皆成熟手，则他年更替，不患无可倚之人，而团防可以持久。既白诸邑侯，将俟归具牍上之。至是，命柬致诸同事，语之故，且以上东志当续修，多事未间，不及属草为憾。病中喃喃语，皆公所事”（《先君舜臣府君年谱》）。弥留之际，念念都是公事。

大雪纷飞中，先生辞世，走完了六十六载人生。据《圣清渊源录·涂启先传》记载，这位数十年来如守护神般庇佑乡里的长者，身后竟清贫到无以为殓。消息传开，乡亲们奔走相告，泪如雨下，如丧考妣，聚而痛哭道：“吾属濒于死，赖先生以存活者屡矣。先生死而无以殓，是吾属之耻也！”众人当即凑了千金，欲助办丧事。结果涂启先的儿子涂儒翯拒绝了这番好意，说道：“吾父有遗言：‘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而有害于人。吾乡瘠且困，我死，汝辈毋得徇俗例，用浮屠，受赙遗，以重吾过。’背父命，不孝；重累乡人，不义，且《礼》云：‘丧祭，称家之有无。’有先人之敝庐在，货之足供葬事矣。”大家一听竟欲变卖祖屋以充丧葬费，着急了，坚持初议，并且告诫众人：“谁敢买涂先生之屋，必遭不幸！”僵持不下，最后请县令陈宝树来作调解，陈宝树闻之叹息道：“贤如先生，而使其贫无以供葬事，亦官斯土者之耻也。”遂召集乡绅商议，决定由族中及先生高徒中德高望重者主持丧事，先抵押房屋得一部分钱，不足部分再向乡亲借贷，乡亲们这才同意。

这场丧葬费风波，正是先生一生清廉与深受爱戴的真实写照——他“家无余财”，却常倾力相助亲族乡邻；自身衣食简朴，却使无数饥民得以存活。街巷之哭不足以表达哀悼，达官之聘不足以显其荣耀。这位晚清爱国大学者、教育家，以其一生操守，完美诠释了何为君子，何为“大先生”。他不慕功名利禄，却似春蚕吐丝赢得贤名；虽仅造福乡邻，其精神却如围山之崇高、浏水之清澈，铸就了“大围先生”永不磨灭的人格丰碑！

彭祖耀，高级教师，2022年获评“感动浏阳·十大魅力教师”。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散文学会会员、省作协教师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阅读研究专业委员会会员，国家教学成果本色作文教研联盟学术委员。有作品在省、市级、国家级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