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浅水斋·红枫林

雪峰山的雾霭裹着沅水的潮气漫上窗棂时，老屋的年味儿便顺着青瓦缝、灶膛火、邻里笑，一寸寸洇进日子里。我的老屋卧在雪峰山脚、沅水之畔，青山如黛，绿水如绸，仙人岩的银杏黄时、杜鹃红时，连沈从文先生都要叹一句“美得心痛”。

可对我们这些山里娃来说，老屋真正的“美”，是腊月里飘着的腊豆腐香，是年饭桌上冒着热气的讲究，是一辈辈传下来的、带着烟火气的“老理儿”——这些忘不掉的老讲究，串起了老屋的年俗，也酿成了最浓的年味儿。

磨豆点卤：天没亮就为那口热豆腐忙活

记忆里的年，是从石磨“吱呀”的转动声里醒的。那时虽穷，但年是个“大日子”，家家户户都得把最好的东西端出来，而豆腐，便是老屋年景的“开场白”。母亲常说：“豆腐做得好，年就有个好底子。”

天还没亮透，我就被母亲推醒：“快起快起，挑水去！”灶膛里的松枝得提前生好，烧壶热水温温手。我揉着眼睛套上棉鞋，跟着母亲去河边挑水——河面上结着层薄冰，得用石头砸开个窟窿，竹扁担刚伸进去就“滋啦”结了层细霜。母亲说这水是“沅水的魂”，比井水甜，浇出来的豆腐才“活泛”。

泡黄豆得头天晌午就开始，母亲把自家地里收的黄豆筛一遍，挑出饱满的泡在水里，泡到豆子胀成圆滚滚的“胖子”，得8到12个小时。第二天天蒙蒙亮，黄豆捞出来，按一比五兑水倒进石磨。我总抢着推磨，石磨柄硌得手心发红，却舍不得松劲——乳白的浆汁顺着磨槽淌进木盆，像落了一场会流动的雪。母亲在旁边添豆加水，嘴里念叨：“磨得越细，豆腐越嫩。”

滤浆最费工夫。母亲把大细纱布四角系在老榆树的横枝上，我踮脚扶着木盆，看她舀起一瓢豆浆慢慢倒，豆渣被滤成粗粝的团，堆在纱布里像一块晒干的褐云。“要滤透，不然豆腐渣多，不香。”她的手指还冒着热气，指节上还沾着昨夜择菜的绿渍，却总把每滴浆都接得稳稳的。

煮浆得守着灶膛不停搅动，木铲碰着铁锅“叮当”响，防着糊底。我趴在灶台边数气泡，看豆浆从乳白熬成米黄，沸腾时腾起的白气模糊了母亲的脸。点卤是一场“等风来”的仪式：豆浆晾到八九十度（母亲用手试温，“不烫手但冒热气”），取一小撮石膏末化在水里（石膏要适量，少了，豆腐就少，豆腐渣就多，多了，豆腐就老了），像撒星子似的旋进浆桶。眨眼间，清浆里浮起细密的絮，像谁悄悄撒了把碾碎的月光，接着凝结成块，颤巍巍的，像块会呼吸的玉。

最后把豆花裹进洗得发白的纱布，压上磨盘大的石块。我蹲在旁边数到一百，母亲才掀开纱布：方方正正的豆腐卧在竹匾里，白得晃眼，凑近闻，豆香裹着暖意在鼻尖打旋儿。我总偷摸捏块热豆腐塞嘴里，烫得直跺脚，却舍不得吐——那股鲜灵劲儿，是老屋最早的“年信儿”。

卤水泡晒烟熏烤：把白豆腐变成金贵的腊豆腐

豆腐做好了，有些还得做成“腊豆腐”，这才是老屋的“年味儿精华”。母亲说：“新鲜豆腐存不住，做成腊豆腐，能从年前吃到开春，招待客人也有面子。”

做腊豆腐，先得把豆腐切成寸许见方的块，泡进加了食盐、花椒、八角、桂皮的卤水里。陶瓮得用开水烫过，卤水要没过豆腐块，泡3到4天。我总爱搬个小马扎坐在瓮边，看豆腐块在卤水里慢慢“喝”饱咸香，从雪白变成淡粉，像浸在琥珀里的玉。泡好后捞起来，母亲用筛子把豆腐一块块放进去，在屋檐下晒。冬日的太阳懒洋洋的，豆腐块却急着“瘦身”，水分一点点蒸发，表面结出一层薄壳，敲起来“咚咚”响，像一块块风干的蜜蜡。

最妙的是熏制。火塘里铺着新收的茶壳和锯木屑（母亲说茶壳熏的豆腐香，锯木屑熏的耐放），父亲蹲在火塘边添柴，烟缕裹着草木的清苦慢慢升腾。母亲把豆腐块码进筐里，吊在火塘上方，说这烟得“柔着来”，急不得。我趴在火塘边数火星，看豆腐从浅黄到深金，最后凝成一层油亮的壳，像被夕阳吻过的山岩。有一回我偷偷揪了一块熏好的腊豆腐啃，咸香里漫开丝丝回甘，呛得我直吸气，母亲笑着刮我鼻子：“小馋猫，这是要给年夜饭攒香的。”

那时的年夜饭，腊豆腐炖腊肉是“镇桌菜”。母亲把腊肉切成块煸出油，腊豆腐吸饱了油脂，变得外韧里软。我捧着海碗扒饭，汤汁浇在米饭上，咸鲜里漫开肉香，连碗底的饭粒都要舔干净。有年雪大，腊肉冻得硬邦邦，母亲用铁锅慢慢焙软，油星子溅在灶台上，凝成金黄的痂——那味道，是刻在味蕾上的年轮。

上坟放鞭敬先人：年饭开席前的头等大事

老屋的年饭，规矩比山还多。母亲常说：“年饭不是吃饭，是‘敬’——敬先人，敬天地，敬一家子的平安。”

除夕清晨，父亲天不亮就去上坟。他扛着纸钱、香烛，我拎着一壶黄酒跟在后面。山路结着薄冰，滑溜溜的，父亲走在前头，脚步稳当，我跟在后头踩他的脚印，生怕摔了。到了坟前，父亲把纸钱分成几堆，点着了说：“爹，娘，过年了，回家吃顿热乎饭。”纸钱燃起的烟混着山雾飘向云端，我蹲在旁边烧纸，火星子落在手背上也不觉得疼，只想着祖先能尝尝今年的腊豆腐。

返程时，到了家门口，父亲会喊：“放鞭！”母亲早把长鞭挂在门框上，我捂着耳朵躲在她身后，只听“噼啪”一声，鞭响震得屋檐下的冰凌簌簌往下掉，惊得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母亲说这鞭响是“驱穷鬼，迎福神”，鞭放完了，年才算“正式开始”。

堂屋的年饭桌早摆好了：对着神龛祖先牌位，摆着青菜、鱼、鸡、鸭等，要先敬完祖先，长辈扯下碗里的筷子，才能开始吃年夜饭。最显眼的是那条整条的年饭鱼——得1到2斤重，蒸得油亮，鱼嘴朝爷爷的座位。母亲说：“青菜代表清太平，鱼代表年年有余，鱼不能翻身，得顺着脊骨一块块吃，不然来年要‘翻船’。”我总盯着鱼肚子，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抠块肉，母亲瞪我一眼，我却笑：“鱼也过年，让它也尝尝咱家的香。”

女人歇灶男人点火：年初一的“老理儿”与娃娃们的乐子

老屋的年俗里，有些“老理儿”现在听着新鲜，那时候却是“天经地义”。母亲说：“年有年的规矩，乱了规矩，年就不‘正’。”

大年初一，女人不能上灶台，火塘的火只能由男人点燃。三十夜里，父亲蹲在火塘前拨弄炭火，火星子溅在棉裤上也不在意，我蹲在旁边递松枝，看他吹着火折子，火苗“呼”地蹿起来，映得他脸上的皱纹都暖融融的。“火是家的胆儿，男人点了，一年都旺。”他拍拍我的头，火塘里的炭噼啪作响，像在应和他的话。母亲则忙着给一家人换上新衣服，我的新棉袄是她熬夜缝的，针脚密得像蚂蚁排队，她说：“过年穿新衣，霉运都挡在外头。”

大年初一女人也不能出门拜年，得留在家里待客。倒乐坏了我们这群半大小子——除夕夜我总熬到后半夜，枕头底下压着母亲缝的新布鞋，天刚蒙蒙亮就揣着布袋往邻居家跑。张阿婆住在村东头，见我来就笑得合不拢嘴，从陶罐里摸出一把水果糖，糖纸是玻璃纸的，映着晨光闪着彩虹；李家伯伯塞给我一根甘蔗，说“甜嘴甜舌，一年都顺”；最盼的是去村西头的王会计家，他儿子在城里工作，有时会给五毛钱压岁钱——我把钱叠成小方块藏在贴身的荷包里，走路都挺胸抬头，感觉自己是村里最富有的孩子。

那时拜年还有个讲究：要说吉利话。我总攥着词儿怕忘，见了人就喊“新年好，步步高”，阿婆听了笑得眼角堆起褶子，忙往我兜里塞花生。阳光穿过晒谷场的银杏叶洒下来，我们的笑声撞碎了枝桠上的霜，连空气里都浮着蜜一样的甜。

初一砍柴图个“财”：龙灯舞到正月半，年味才叫浓

老屋的年味，不光在屋里，更在山野间“闹”着。母亲说：“年得‘动’起来，不动就没生气，财运福气也‘懒’得进门。”

大年初一一早，父亲扛着斧头喊我上山砍柴，我背着竹篓跟在后面，踩着沾露的草茎往山上跑。父亲选粗壮的松枝，说“耐烧，火旺”；我专捡枯枝败叶，说是“拾前人福，不糟践”。砍柴时斧头卡在树桩里，我急得直拽，父亲笑着过来敲两下，“咔”的一声断了，木屑溅在我脸上，痒得直笑。挑柴回来时，扁担两头沉甸甸的，压得我肩膀生疼，却舍不得歇——母亲站在门口迎，接过扁担时说“我儿真能干，今年柴（财）旺”，那眼神里的亮，比灶膛的火还暖。

最热闹的要数舞龙灯。从初一舞到正月十五，白日里篮球赛的哨声此起彼伏，年轻人脱了棉袄在场上奔跑，汗珠子摔在地上摔八瓣；入夜后，龙灯队的锣鼓敲得震天响，赤龙在晒谷场上翻卷，鳞片映着灯笼的光忽明忽暗。我举着小旗跟在队伍后面，冷风灌进领口，可心里烧着一团火——龙灯经过我家门口时，母亲会端出一碗热米酒，舞龙的叔伯们仰头喝下，抹抹嘴继续往前，龙身在夜色里扭成一道金红的虹。有回我追着龙灯跑丢了鞋，赤着脚踩在田埂上，却舍不得停步——那锣鼓声、欢笑声、龙灯的鳞光，把整个冬天都焐热了。

如今我站在城市的楼群里，偶尔闻到豆腐香也会恍惚。可我知道，老屋的年味儿从未远去：它在母亲点卤时冻红的手背上，在父亲劈柴时绷紧的臂弯上，在邻人互赠糖果时的热络里，在那一口腊豆腐炒腊肉的咸香中。

那是一种刻进血脉的实在——我们借一场年俗，把对天地的敬畏、对先人的念想、对日子的热望，都包进豆腐的褶皱里，煮进年饭的热气中，舞进龙灯的鳞光里。老屋的年俗与年味啊，原是雪峰山下的烟火长卷，是一代又一代人用真心续写的，关于团圆、关于盼头、关于“好好过日子”的最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