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取丹心：文天祥的孤旅人生》，远人著，现代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读远人《留取丹心：文天祥的孤旅人生》

文/张璞

远人新近出版的《留取丹心：文天祥的孤旅人生》正在网上热卖，读完这部评传有些日子，迟迟没有动笔写读后感。为什么？是因为我对文天祥的熟悉程度确实不如对苏、辛，担心自己很多地方没读懂，因为远人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对文天祥以及文天祥的死的认识，还因为远人的这部评传写法上有变化。于是，这些天背包里经常装着三本书，总想找到它们之间的整体关联和艺术个性，给远人和读者一个较满意的回答。

文天祥的身份确实很特殊。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二十一岁的他高中状元，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他以南宋宰相身份在元大都就义，时年四十七岁，距离宋朝灭亡七年，距离陆秀夫负幼帝投海五年。文天祥身上的“志节”，历来的官方与史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忽必烈叹其为“好人也”，《宋史》称其为“伟人”。

陆秀夫负帝蹈海之后，御舟上的群臣内宫纷纷投海，十万军民甘为大宋王朝殉难。文天祥作为朝廷命官，对于大宋王朝同样是绝对的忠诚，代表作《扬子江》中那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就是最好的例证。被俘以后只希望墓碑上刻五个字“宋故忠臣墓”，至死前绝笔仍然以罪臣自居，“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那么是不是就停留在忠于朝廷，就只为“报宋三百年待士之厚”？

对此，远人的历史观察是深刻的。他在第二十章“厓山决战”中，叙述了被俘的文天祥在元军战船上目睹赵宋亡国的“厓山决战”。远人安排全录长诗《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气欲黄河吞”“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字字句句都是经历山河破碎后撕心裂肺的痛。远人评说是“连死都做不到的文天祥，此刻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不如死”，“面对‘岭海间无复宋军帜旗矣’的无情现实，文天祥的全部思绪围绕的只剩下一个‘死’字”。

紧接着在第二十一章“楚囚北往”中，记录一段文天祥与元军将领张弘范的对话。那是文天祥被押到广州后，张将军用“国亡矣，忠孝事尽矣。正（纵）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劝降，文天祥的回答是“国亡不能为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这还是忠臣层面。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在记录文天祥得知将被押送大都后，有人劝他投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奈何？”文天祥回答“吾所谓尽心者，人人诿天下之责，古今世道，不属之人乎，是乌可以成败为是非哉？”远人对此作出的评论是“从中可见，文天祥内心真还不是单纯地以赵宋亡国为价值取向，而是面对‘古今世道’不以成败为是非，即以生死的价值观为指引”。远人将文臣相“以义死”的“义”定位为“乃士大夫人格的重要标识”，还引《春秋左氏传》《礼记》对“义”进行了阐释。

基于此，远人自然不会放过文天祥绝笔的赞辞“赞曰：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之后，庶几无愧！”远人又一次评述“文天祥的殉难并非单纯的‘为臣死忠’，而是理解并守护了自黄帝和尧、舜以来中国数千年道法相传的价值指向，并丰富和升华了这一指向”。所以远人才认同明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将“文谢（谢枋得）之死”列为全书的最后一章，认为“文天祥就义之日，才是真正的宋亡之时”。

回过头来再看第九章“山雨欲来”，辛弃疾在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被任命为湖南提刑，二月襄樊之战（历时六年）结束，宋廷行在临安门户终被打开。隐居文山的文天祥听闻此“江上之变”（远人称之为“防御体系崩溃之变”“大厦将倾之变”），“始而骇，中而疑，继而忧愤，又继而大声疾呼，以至于流涕出血。相去近百日，而辗转变化，以致如此，事变可畏矣！”面对江山震荡的噩讯，文天祥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应？痛得如此真切？只有回到士大夫的“义利观”、价值取向上才好理解，像文天祥这类饱读圣贤书，真正的士大夫生死观是一致的，就是要循道法，做到“仁至义尽”，方为无愧。文氏这一段自述出自一封给朋友的信札，可见围绕主旨思想，远人对细节的捕捉是非常到位的。

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比如在第十八章“损兵折将”中，远人叙述了文天祥率督府残部移屯漳州龙岩县，怒杀给元军当说客的降将吴浚，同时在给元将唆都的回函《正月书》里有句“如心先生，差强人意”，如心先生即参知政事陈文龙。远人从《宋史》中选择了刻画陈文龙的一些细节，“陈文龙在被俘后拒不降元，手指腹部厉声说道：‘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入城之日，陈文龙已绝食殉国”。人以群分，文天祥与陈文龙都是读圣贤书、慷慨赴死的士大夫，所以才会惺惺相惜，予以嘉奖。拥有同类品格的人物还有礼部侍郎邓光荐，远人在第二十一章专门安排一小节叙述辛弃疾与知交邓光荐的交往，认真评析了二人的两首赠别词《酹江月》，字里行间流露的皆是愁恨无着，“丹心难灭”。这些看似“形”散的轻轻一笔插叙，实质上都是围绕全书的“神”而出，可见远人的历史散文笔法相当老辣。

文天祥的“丹心”，同样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里，最好的例证就是他在大都牢狱撰写的《集杜诗》。远人在第二十一章中录了文天祥的《过淮河宿阚石有感》，在评析中指出文天祥的诗歌创作到“《指南录》时诗风已为之一变，如杜甫一般……面对厓山兵败而写的《长歌》已具史诗之气……以国破家亡的悲愤凝聚成诗……在诗歌创作上，文天祥已走上了和杜甫同样的悲愤和悲悯之路”。在第二十二章“不朽丹心”专门安排了一节，介绍《集杜诗》。文天祥在读杜诗时感觉到“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然后通过“集杜诗”寻找共鸣，实现心灵交融。远人认为文天祥此举是“以杜甫为唯一的精神伴侣”，“《集杜诗》的编撰，绝非文天祥‘无所为’的结果，而是在一种求死不得的煎熬中靠近一颗伟大的心灵来‘写本心’……从杜甫的诗歌中提炼出更强烈的生死之感，使自己终于达到了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境地……体现出了‘吾何患焉’的凛然节操”。可见“义”、正气、节操等等士大夫的品质，在文天祥这是一贯如此，是刻在骨子里的。

远人在该书后记里表明他的写作动机，就是想探寻“本可以不死的文天祥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死？”他给出的回答是“文天祥内心的历史信仰要超越他忠于的王朝和天子”，“文天祥是因内心的信仰不死而义无反顾地选择死”，“文天祥的死，不是单纯的殉国，是为一种思想和价值赴难”。所以，远人说“人的选择都源于思想，文天祥的思想是标准的士大夫思想”，价值观、义利观、生死观高度统一。文天祥以生命践行了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想人格，是儒家“杀身成仁”的实践者，是孔孟之道的真正继承者，这种人格光辉，光芒四射。

不了解这些，就没法读懂文天祥，没法读懂评传。读到最后，才明白远人书名“留取丹心”的真意。这“丹心”正是士大夫和仁人志士的“本心”，是“一颗伟大的心灵”，包括杜甫、文天祥、陆游等等。“丹心”成为承载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核心精神密码。随着远人的叙述和评说，让我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确实改变了我对文天祥、对纯粹的士大夫的认识。

远人的这部评传，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他一如既往地坚持“知人论世”的历史观，坚持在历史事件、矛盾冲突中刻画传主，所以对历史事件的铺陈文字，比例依旧很重的。评传的前十章（文天祥四十岁之前）差不多一小半的篇幅，除了科举中状元的情节外，属于传主的笔墨不多，四次退归文山都是在叙述南北历史事件中稍作浮现，直到德祐元年（1275年）身在赣州的文天祥接“勤王诏令开始，文天祥的人生终于出现了激流般变化”，才让传主在风云激变中展示耀眼形象。因为这个点也是“文天祥成为大宋三百年的士大夫代表”的起点。远人的观点是“若厓山的种种前因不叙，未必能理解其（南宋）缘何会亡，也未必能理解文天祥悲剧命运的深度”。

远人运用历史、文学、学术相叠加的多视角、多维度、多路径相互构造的方式，揭示历史本来真相和传主精神品格，在专业的历史叙事中，展现了非凡的解释力。而要娴熟地实现这些，都建立在对历史资料的海量阅读、细心梳理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交织关联、错综复杂的历史进行宏观审视的基础之上，远人用他的勤奋和天赋做到了，做得很成功。

再次感谢远人，带我重新领略大宋山川人物，下一站陆游。

张璞，湖南浏阳人，中国诗歌学会、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诗文散见于《星星》《湖南文学》《文学天地》“红网”等报刊网络平台。

远人，197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小说、评论、散文等千余件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化》《随笔》《花城》《天涯》《山花》《文艺报》《创世纪》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长虹贯日：千秋女帝武则天》《秋盆河》、中短篇小说集《兜了个圈子》、散文集《新疆纪行》《画廊札记》、评论集《曾与先生相遇》、诗集《你交给我一个远方》、近体词集《愿换一江明月》、传记《应是飞鸿：苏东坡的诗旅人生》《挑灯看剑：辛弃疾的悲旅人生》《留取丹心：文天祥的孤旅人生》等30余部。曾获湖南省十大文艺图书奖、广东省第二届有为文学奖·金奖等数十种奖项，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匈牙利文发表海外，在多家媒体开有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