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与穷途：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序言

文/林继中

十八年前，孟泽君给我寄赠了他初版的博士论文《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读下来颇多惊艳之感，佩服他的辩才与学力，也一直记得阅读时的感慨和欣悦。

以诗学为入口，把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王国维、鲁迅的行思，其表面上的两歧性与骨子里的一致性，梳理得既新颖又妥当，曲径通幽，让人忍不住击节叹赏。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证明作者的知识结构非现在的学科体制可以限定，另一方面说明作者的思维方式非我们习以为常的定势所能范围，实在是出人意表。而且，因为诗学是进入王国维、鲁迅精神世界的不二法门，由此体察究诘他们的思想与生涯在二十世纪中国所具有的典范性与普遍意义，把现代汉语知识者的处境与抉择——一个不古不今又古又今、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绝大命题，纳入体系性的逻辑思辨中，廓清其中是非进退的错综与转圜，更加令人振奋，让人警醒。

面对二十世纪中国复杂的精神运动，因为其广大、丰富、多元、激烈与紧张，因为其至今远未休止的演绎延伸，如同迷宫一样，常常让人不得要领，无所适从，甚至不知所措，陷入困境！从解脱到救赎，从服膺到背叛，从情感倾斜到情感变质，从相互对立的立论到相互取消的立论，往往构成势不两立的对抗和取舍，构成不止一个时代的单调与粗暴！孟泽的勾稽与描述，从“对立的诠释”走向“互动的诠释”，还原了呈现为诗学的王国维鲁迅生命境界的本相，澄清了他们的“且介”身份与“悖论”立场之所从来，带给他们的分裂与痛苦，以及这种分裂与痛苦所伴随着的精神上的创造性与毁灭性！

人文学术领域的发现与发明，基于认知，更基于体验，基于材料，更基于领悟。孟泽以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深入王国维、鲁迅诗学的底里，为他们汇通古今中西的“为己之学”，建立了一个有意味的解释框架，情识兼胜。“互训”不只是或一层面简单比对，而是一种有机的系统性地进入多维世界的方法，对于体认不再单一的文化体系及其精神现象尤其重要。

为诗学甚至整个现代中国思想研究提供“互训”这一内含着重要方法论的概念，孟泽君的学术努力便已经足够让人青目，何况他在这篇试图尽精微而致广大的论文中，为我们交代了汉语世界一个世纪以来未解的困惑，还原了作为抵达现代中国思想最高点的王国维鲁迅作为开创性的不世大儒的深沉与复杂。对于王国维、鲁迅包括诗学在内的学术文化选择的公共性与私人性，其学理的依据与生命的依据，给予了恰当的呈现，他们不完全是按照理性的逻辑来决定自己的使命与担当的，是需要有所依托的生命的必然驱使与他们的思想文化情怀合而为一，铸成了他们的“皈依”与“反动”。他们的诗学并不是纯粹的知识之学，也不是单纯的审美之学。这样的总结，自然新鲜而且准确，没有传统学养和现代思维，怕是很难给出此种洞见的。

十八年后，再读《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孟泽君在方法论上的先进。他不但广泛采用了西方近现代的方法论成果，而且承接了我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一生二，二生三”的思维方式，这就使得他在透彻的阐释中，能出能入，不出不入，辩才无碍。

因此，当孟泽君邀我为他的新版大著作序，我知道以我的学殖，决非合适人选。但我毕竟是过来人，深知在寂寞中“空谷足音”无论如何总是“空谷中人”所喜闻的。于是强作解人，说一点“偏见”，在没有如鲁迅说的得了“天眼通”的神通时，一切所见都只能是“偏见”吧。论文中孟泽君并不是自谦地说过，王国维、鲁迅“所达到的高度是不具有这个高度的人所不能获得的”。天知道，我又是否可以达到孟泽君所达到的高度。

实事求是地说，除了特殊时段内鲁迅曾经一度被封神而王国维一度被冷落屏蔽外，关于王国维、鲁迅的研究，称得上是热门，成果已经够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深度的解读，想在王国维、鲁迅研究上出新，实属不易。那么，孟泽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新知呢？

先说“互训”。

同中见异与异中见同，自然是“互训”的“标配”。但见同见异之后又如何？在开篇的引论中，作者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他认为，对内涵极其丰富而历史背景相当复杂的王国维与鲁迅两歧的诗学，如果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处理，必将对其真实性构成歪曲。这是一个陷阱。正是这一份清醒，使作者能透过现象直取内核。今天，回头看书中这段话：

对于两歧性与分裂的诠释，如果只着眼于诗学本身，并且仅仅表述为古与今、中与西、正与负、传统与现代、政治与非政治等等的二元对立，则不仅无从交代出其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且将对那种显然无法一言以蔽之的真实（这种真实不止是理论认识，更重要的是实践）构成歪曲。

事实证明，当你将鲁迅诗学中的“偏至论”，从“五四”前期倡导民主科学多元的启蒙运动中剥离出来，失去鲁迅当时与各种不同意见抗争所形成的张力，而在阶级斗争的一统思潮中加以放大，便顺理成章地造就了我们日后所看到所熟悉的镜像。而过分地强调王国维前后期思想的自我矛盾，忽略其内在的一致性，也会同时忽略其所做出的长远而深刻的巨大贡献，遮蔽其几乎一致的精神动源。王国维对汉文字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汉字是中国历史文化不可取代的载体，汉字所提供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的意义，以及由此展开深入的对中国远古历史文化的探究，其间所提供的对商周古文化制度的考证并总结出的二重证据法，以及将西方的“直观”的哲思与比兴、情景、兴象、意象、意境、神韵等一系列不断地丰富、进展的中国传统的诗性思维“化合”重组为“境界”的巨大成功，使我们对传统文化不仅有了新的认知，而且为传统创辟新境提供了下手的方法论启示。事实上，经过长期的发酵，他所示范的方法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甄别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王国维《国学丛刊序》云：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其中蕴含着甄别出传统文化之优秀者，“入股”人类文明创造之共同事业并与之互动的宏愿。这一宏愿通贯王氏一生，是其引进西学与“反经信古”矛盾中的化合统一。

大凡历史现象总是包含着许多多向度的可能性，其中某一种可能性因获取了当下必备条件的许可，这才成为现实。后人由于忽视了获得充足条件的某种偶然性，也就将它认定为“历史的必由之路”，从而抹杀其他的可能性，同时也失去历史研究中不少具有启发性的宝贵资源。在芸芸众生中，先觉者总是少数，让这些人尽情发挥，发现多向的可能性，以备后人扬弃，这在人类分工合作的社会中，不是宽容，而是必需。孟泽君对“无用之用”颇为透彻的分析，正是基于对个体主观能动作用的肯定：应视学术是目的，人是目的，不应是手段。将多种矛盾的纠缠置于同一性基础上，将“可能性”纳入历史考察中，视多种矛盾为同生共济的互为因果的网状关系，做一灵动的全息扫描，这是孟著的一大看点。长期以来，论者总为中学与西学，科技与人文，何者为本，何者为末，孰先孰后，争论不休。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思想解放的酝酿与科技革命的突进，总是在同一片天空下进行着交流电也似的同步运动。用静态的二分法是不能有效地诠释这种复杂现象的。孟泽君关于同异“互训”的尝试，对多种矛盾网状展开所具有的多向的启发性，正是其著作魅力之所在。

再说“悖论”。

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同年，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十月抵上海，开启其“且介”身份的写作。我首先联想到的是鲁迅著名的“横站”。鲁迅面对的敌人不单是遗老遗少，还添加了各类西崽。他们如敌如友、如鬼如蜮、面目模糊。“国民性”也由鲁镇的阿Q们“进化”到上海胡同里很有些能量的洋奴阿金者流。跟这些人理论没用。鲁迅于是乎不得不“横站”，不得不大量使用颇有些禅宗棒喝意味的悖论式语言。我想，这种“非逻辑”的语言的背后是“否定之否定”的大逻辑。与“一分为二”不同，“一分为三”是以“否定之否定”来补充肯定与否定，揭示出超越二者的事实。孟泽君敏感地抓住鲁迅“且介”身份与其“悖论”语言之间的关联，细加剖析，他指出：“一如鲁迅所说的，在这样一个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任何肯定（内向的自诉与外向的诉求）都容易走向依附，走向自我丧失，而肯定也常常只有通过否定的方式达成。”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在需要有所肯定的命题中，否定的言说方式，则常常构成从‘对立’到‘取消’的立沦。”

问题还在于，取消两端后留下的空白又将如何？以鲁迅将传统文学二分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为例，鲁迅所揭示的正是历史的基本事实，“取消”后的空白也正是指向鲁迅倡导的不投机、不依附权力的独立思考的新型“文人”！这类似于国画中妙不可言的“计白当黑”。“悖论”话语不只是语言策略，更是一种在非正常语境中言难言之言的非常之言。孟著中有许多此类富有启发性的亮点，发人深思，读者展卷可知。

以我浅薄的识见，恐怕也只能挤出这些感想了，但愿于读者能有些许的献芹之功。

林继中甲辰岁暮于面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