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故相推 日生日成

——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

文/方红姣

今年是《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也是船山思想渐受关注、船山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的110周年。《船山学刊》携手船山学人走过一个世纪有余，持续书写着传承和发展船山思想与船山精神的传奇篇章。

我与《船山学刊》结缘，源于船山思想的研习，而这得益于两位导师的指引。1999年，我读硕士研究生入学后不久，导师王立新先生就给我们同级三个学生每人一个题目作为我们的硕士论文选题。我的题目是“王船山的历史哲学”。王老师借给我两本书，一本《读通鉴论》，一本《宋论》，记忆中都是小开版的单行本，很旧，扉页已经泛黄。尽管我在哲学本科学习中对船山思想已有一些了解，王老师在课堂内外也给我们讲船山、讲湖湘学派，但是由于没有真正深入阅读船山著作，心里还是有点犯难。当然，师命不敢违，我硬着头皮，尝试着努力读原文，看文献。就这样，在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

2003年，我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念博士，开学之初，导师方克立先生专门和我谈论文选题。方先生问我：“你对什么问题最感兴趣？”我答：“我觉得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应该有它的存在价值。”先生说：“你硕士论文写的是‘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对船山思想有一定了解，有些基础。可以考虑‘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这个题目。你回去先搜搜资料，看看能不能写。”方先生的引导给了我明确的方向。大概是因为现代新儒学的相关材料散落在众多现代新儒家的作品中，他还特别提醒我具体的做法：在阅读一手资料时，做读书摘抄，一边读一边将论及船山的相关论说即时输入电脑，同时注明文献出处信息，做成原始资料汇编，方便后面写作时援引。记得当时方先生微笑着很和气地说：“我平时就是这么做的。”回到宿舍我就着手搜集文献，爬梳相关论述。方先生时常发给我一些很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材料，以及学界相关的最新研究动态。先生提示我关注中国台湾学者林安梧教授的船山学研究，并将我推介给林先生。我的博士论文专辟一章写林先生的“回到船山”，得到了林先生的耐心指导和关心。随着资料的搜集和阅读工作的推进，我逐渐有了信心。毕业后，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获得立项，这也是我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结项出版时，方先生欣然应允为书作序，并以“船山学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方红姣《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序”为题发表在《船山学刊》2015年第4期上。

在我读硕士、博士期间，王兴国等老先生给了我非常多的宝贵指导。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王老先生是我们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导师方先生在答辩前专门写信给王老，寄去我的博士论文，请他指导。王老非常细致地回了一张半信纸的手写建议，有肯定，也有完善的意见，字里行间透着其深厚的船山学研究学养，更充满着一位船山学前辈对后学的关爱和鼓励。王兴国先生是船山学社的老社长，《船山学刊》复刊的首任主编，这或许也是我与《船山学刊》的缘分。

二十多年来，我是《船山学刊》的忠实读者，也荣幸地成为《船山学刊》的一名作者。我在《船山学刊》发表过4篇文章，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两个学者群体（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思想的阐释和弘扬。第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概述》刊发于《船山学刊》2007年第1期，主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船山学研究。自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以船山的生平和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船山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以嵇文甫、侯外庐、张岱年、萧萐父、方克立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推进船山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船山学研究有共同之处，亦有个人特点，研究主要涉及船山理气观、性命论、知行观和历史哲学四个方面。就理气观而言，集中讨论船山与程朱、陆王的关系，船山唯物主义思想传统的来源问题。嵇文甫、侯外庐、张岱年三先生均认为，对于程朱，船山在肯定其儒家正统地位的同时，予以了一定的修正；对陆王则以否定为主。嵇、侯二位在此基础上认为，船山一方面力辟陆王，但在某些方面与陆王仍有契合之处。对程朱思想的修正，集中体现在船山的理气观上。船山是“彻底的唯气论”（嵇文甫）、“气－诚－实有”的本体论（萧萐父）；船山的理气关系相当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即“气为第一次的，理为第二次的”（侯外庐），相当于物质与规律的关系，即“天下惟器”（张岱年）。船山唯物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理气之辨。尽管各人分析的切入点不同，但马克思主义学者都高度肯定船山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峰。既为高峰，那就意味着在船山之前，朴素唯物主义已有脉络，有代表。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船山的唯物思想主要承自张横渠，侯外庐先生则提出，相较于横渠，真正影响船山的是王充。船山的性命论与理气观是一以贯之的。由气的生生不息、流行不已，命日降而性日生。船山阐扬日生日成的“继善成性”论、理欲同行而异情的“理欲合一”论，这是他关于性命问题的两个最为独到的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浓厚的启蒙意义。船山对知觉发生的条件、知的分类、知与行的关系等知行问题的讨论，具有重理性（接近黑格尔）的特征，强调人的认知主体性，彰显出船山知行观的近代意义和世界价值。张岱年特别提出，船山倡导“即事以穷理”而否定“立理以限事”，这是朴素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理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都十分关注船山的历史哲学思想。船山在古今之变中阐述了社会制度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革的古今因革说，理势合一及经世致用则是船山历史哲学的两大原则。此文未能谈论方克立先生的船山学研究，是一大缺憾。方先生将“船山学”提升至学科意义的高度，他本人关于船山思想有丰富的专论，并预言船山学必将如朱子学、阳明学一样，具有世界价值和影响力。现在看来，这一预言已然成为事实。

现代新儒家学者是中国现代哲学中另一个重要的船山思想研究群体。我在《船山学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人性论的理解与诠释》于2015年第2期刊出，主要围绕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人性论的诠释展开。人性论是儒家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人性是善是恶”“恶的来源为何”“心、性、情、才之关系”等，是个体成德和社会教化学说的基础。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开启了儒家人性论的思考，有关人性论的探索就从未停止。宋儒张载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言人性，并以气质之性为人性恶的来源，朱熹沿袭此二分法，认为性理为形而上，情气为形而下。船山否定气质之性是人性恶的来源之说，反对将性理情气分而为二，转而皆从气上说，重视人性在生活世界的日生日成。在船山看来，人之不善，原因不在“气质”或“气质之性”，而是流乎情、交乎才者之不正。以唐君毅、曾昭旭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多抓住“气”“理”“授”“受”四个关键词，从理、气与授、受的角度来阐释船山人性论的内涵，并以此诠释船山人性中不善的来源。一方面，船山属于宋儒的系统；另一方面，又自树新意，弥补宋儒之不足。船山的理和道都从气上说，理是气之理，有阴阳两气则必有二气之理；道则从气之化上说，天道之气化，化成人，人有所受命，以成人性与人道。因而人性是在授受之际不断接受和创造的过程，如此之人性自然日生日成，兼具“有限性”和“无限性”。“善”存在于天与人、物“授”与“受”的过程之中，而不善也源于此授受之际。据唐君毅的分析，不善的产生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既生以后不能凝其所自生之善以成其善；其二，虽“成其善”却不能养其善、存其善、尽其善。相较而言，后者更为关键。调适好情、才、欲与心、性、理的关系，才能养善、存善、尽善。在唐君毅看来，完全可以从气禀与外物相感之不当来理解船山所论之人性之不善。当才不能尽理，情不能显理，欲不能合理，便有不善。曾昭旭同样从相应的关系之不当来解读船山人性之善恶问题，不善来自阴阳变合之间，几之不相应。由此，人当尊道、尊善、尊性，继天道以立人道，最后落脚于人文化成之世界。当然，现代新儒家对船山人性论的讨论亦有一定局限，他们虽然强调调适好情、才、欲与心、性、理的关系，但未能深入分析船山之情、才在养善、存善、尽善中的角色和作用，而这是理解船山严分道心与人心，以性之日生日成对治“宠情”的基础。

第三篇文章《朱伯崑的船山易学论》发表于2018年第4期，主题是朱伯崑的船山易学研究，体现了船山易学思想在20世纪中国易学哲学中的诠释和发展。此文发表后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全文转载。朱伯崑对船山思想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他的代表作《易学哲学史》更是专章重点讨论船山。他从易学思想的源流考察船山易学与张载、方以智、程颐、朱熹的关系，指出船山易学并非全部承自张载，当然有一部分是继承张载及其气论，另一部分则源于易学中的象数学。船山解易路数总体上属于义理学派传统，但就理与象的关系而言，又明显区别于程朱的重理轻象。船山主张“即象见理”，不仅融摄象数易学派的取象说，还将象数范畴作为易学哲学的概念来建构。朱伯崑重新定位船山易学的基本倾向，即主要继承宋易义理学派中的理学与气学的传统。在此基础上，朱伯崑肯定船山易学的最大创见是“乾坤并建”，此为船山易学及其哲学的纲领。所谓“乾坤并建”，是指《周易》卦序始于乾坤两卦，而非仅始于乾卦。乾坤两卦卦象相反相成，两卦之德同等重要，合为一体。乾坤两卦如何演变为六十二卦，在船山那里共有三类图式：第一类，乾坤两卦变为六子卦，六子卦进而变为五十六卦；第二类，坤变为十二辟卦，进而变为五十二卦；第三类，乾坤并建，展开为八错卦、二十八综卦，共三十六象、六十四卦。三种图式的共同核心在于，六十二卦是乾坤两卦自身的展开或显现的不同形式。船山以阴阳向背（幽明）诠释乾坤及乾坤两卦与六十二卦之间的关系。乾坤两卦，每卦六画，或为六阳，或为六阴，此为显现于卦画的，还有未显现于卦画者，亦有六阴或六阳。因此，一卦六画，实际上有十二位。六位为明，六位为幽。在朱伯崑看来，以此向背幽明说为基础，用乾坤两卦阴阳爻位显隐的形式，解释六十二卦的差异，是易学史和哲学史上的重大理论突破。就易学史而言，是对汉易中的卦气说特别是邵雍的先天卦序说的反对。就哲学史而言，乾坤并建既是对邵雍、朱子前卦和后卦的相生说的超越，也是对阴阳交错说和卦变说的超越，六十四卦和三十二象，无论爻象上下往来怎样变易，都只是乾坤十二阴阳屈伸、隐显的不同形式，阴阳消长只有变易，没有生灭，这实质上为宋明以来的气不灭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有重要的哲学史意义。由此，也引申出易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朱伯崑的船山学研究特色在于，从易学入手，展开对船山思想的阐释，并将其置于整个易学发展史中，勘定其源流、价值与影响。同时，考察船山易学对其气本论哲学的奠基性作用，并跳出船山，建立起中国传统易学（经学）之于哲学的根基性关系。“非象则无以见《易》”，“即象见理”，船山哲学的“天下惟器”说，很显然是建立在象与道、象与理、道与器的关系基础之上的，先有象还是先有道或理？不难看出，船山以象为道存在的载体，认为道或理不在象外，道作为规律性不能脱离物象而存在，天下惟器。

第四篇文章《论王船山对湖湘学派的思想承接》主要基于儒学地域发展的视角，考察船山与湖湘学派之间的内在思想关联，发表于《船山学刊》2020年第3期，是为纪念船山诞辰400周年的会议而作。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儒学在湖南地域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和传承系统，体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并深刻影响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文化。这一特色鲜明的一贯的思想学说，在历史上被称为“湖南一派”“湖南学”“湖湘学”，方克立先生借用近代出现的“湘学”概念称之，并从“湘中之学”和“湘人之学”双重维度进行界定。方先生认为，从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正是船山。在此基础上，文章一方面梳理出了从湖湘学派到船山之间的明晰的人物传承谱系：船山在岳麓书院求学时的老师吴道行，为吴猎的后裔，吴猎从学于张栻，与胡大时、彭龟年、游九言齐名，都被全祖望誉为“岳麓巨子”。故而从湖湘学派胡安国、胡宏到张栻，再到吴猎，经由吴道行至船山，学派与家学交织，思想传承脉络可以说非常明晰。另一方面，纵观船山著作，其脉络下的内在思想关联性亦清晰可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其一，船山的辟佛思想，是对湖湘学派胡安国、胡宏、胡寅、张栻辟佛思想的延续，如他们都批评佛家弃人伦之美。胡安国以为，佛家背弃人伦的原因在于析心与理为二，在于“理障”；船山接着从“理”辟佛，其推进之处在于着重从理与欲的关系来剖析佛家废弃人伦的原因，即“离欲而别为理”。其二，船山的理欲观，是对湖湘学派“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思想的继承。船山与胡宏一样，肯定饮食男女之中自有天理在，修德之君子当正视人欲与天理之合，天理寓于人欲之中。在继承之余，船山辨析了天理和人欲的细微差异。在船山看来，两者之别，只在公私、诚伪之间。其三，船山的人性论，是对湖湘学派人性学说的发扬。湖湘学派论性，以胡宏之说最具代表性。船山舍弃了胡宏性论的本体含义，继承胡宏言性的《中庸》路向，性源自天，“天日命于人”，同时，引入《易传》之成性论，并对“成”作了创造性阐发，从而有“性与习成”的性日生日成之说。其四，船山的知行观，是对湖湘学派知行观的发展。受胡宏和张栻的影响，船山将胡宏“缘事物而知”、张栻知行互发或兼致的知行说继续推进，而有“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新说。其五，一脉相承的湘学经世观。从体用一致的进路阐明义利的合一，为经世致用思想提供理论支撑，船山与胡宏的论说方式，核心观点是一致的。当然，船山对义、利的讨论更为深入，如对义，船山将其落于社会历史之中言说，从“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古今之通义”三重含义，阐述了由低到高的不同层次内涵。义是相对的，权衡的标准是公与私。公者大，私者小，公者重，私者轻，依此评判历史，彰显出船山独特的历史慧识。

船山思想及精神之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和思想感召，在现代中国的主要学派群体、重要思想家个体的理论诠释中得到了充分显现。这或许就是思想超越时空的魅力和价值所在。船山有言：“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包括船山思想在内的中华传统经典思想在不断地反省和诠释中，获得新的意义，焕发新的生机，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源头活水般的传统养料。2019年我在参加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之《天地大儒王船山》专题节目时，曾讲到船山对近代湖南思想界和社会革命的影响，其实船山不仅是湖南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船山是四百多年前的古人，更是活在当下的现代人。在回望船山学习的点滴心得之间，我蓦然发现，自己始终在以思想史的方式解读船山，理解船山。感谢《船山学刊》，鼓励和见证了一个平凡学人的学术成长。致敬《船山学刊》，祝福《船山学刊》，生日快乐，越来越好！

方红姣，1978年生，湖南武冈人，哲学博士，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碧泉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获评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入选湖南省121创新人才第一层次人才。湖南省重点研究基地“湘学与文化强省建设”基地负责人，《湘学》编委及副主编。兼任湖南省船山学社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出版专著《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湖湘学派的起源与流衍》等，点校湖湘文库丛书之《欧阳厚均集》，发表船山学相关学术论文30余篇。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