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烽火照山河

——一名文化从业者眼中的《阵地》

文/田水泉

近日，电视剧《阵地》热播，将镜头对准夏衍、郭沫若、田汉等文化先驱，他们以报刊、舞台为阵地，向世人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彰显了文化战线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责任与担当。荧屏里《救亡日报》的油墨香穿越时空，与办公楼里的书香交融，作为一名新时代文化从业者，我仿佛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触摸到先贤们滚烫的脉搏，读懂了“阵地”二字沉甸甸的分量。

铸造文化抗战的精神坐标

在抗战文艺创作中，《阵地》的选材别开生面，摆脱了抗战题材创作的窠臼，弥补了叙事中“文化失语”的空白，让“文化抗战”由抽象变得具体。剧中的文化大家在山河破碎之际，将纸笔化作武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抗战”运动。李克农、夏衍等为复刊《救亡日报》奔走的身影令人动容；焦菊隐、欧阳予倩等为了排演话剧《一年间》从各执己见到通力合作亦颇具深意。寥寥几场戏将文化人的特点刻画得入木三分，生动呈现那一代文人的凡心与风骨，让“文化抗战”的理念化作生动故事，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部剧告诉我们，文化人面对的不只是笔墨纸砚，还有炮火硝烟。剧中用较大篇幅描写王鲁彦从“书斋文人”到“战地作家”的转变，面对侵略者的铁蹄，文化人也必须走出象牙塔，以笔为剑，奔赴战场。剧中人物任素宁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泣血执笔，用纪实文字唤醒沉睡的民众。创作者精心呈现的一幕幕故事告诉观众，军人有军人的战场，文化人有文化人的阵地。国土沦陷之际，文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宣传工具”，它同样是尖兵利刃。《阵地》蕴含的这些深刻思想，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实现抗战叙事的艺术突破

作为一部抗战题材剧集，《阵地》在艺术表达上别具一格，实现了思想表达与艺术感染的有机统一，为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首先，它跳出历史剧“编年体”式的叙事套路，以人物关系串联历史碎片，让郭沫若、夏衍、田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走出，成为可感、可信、可敬的人。其次，它规避了刻板说教，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台词，架起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剧中历史影像与剧情画面的交织、文献摘录与人物独白的融合，构建起虚实相生的审美空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炮火纷飞、热血奔涌的年代。

该剧还运用了“意象隐喻”“托物言志”等中华美学传统表现手法，提升了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笔”与“火”的意象、钢笔在稿纸上划过的特写等给观众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剧场里熄灭又重新点燃的灯火，油墨从浅淡到浓黑的变化，暗喻着先贤们坚持文化抗战的意志愈发坚定。创作者的巧思如春风化雨，让剧集的艺术呈现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也让“文化阵地”的内涵更加丰富和立体。

此外，电视剧《阵地》在光影视觉上也匠心独运，呈现了文化抗战的历史质感。摄影师将桂林象鼻山等山水风景融入剧情，以无台词镜头串联《救亡日报》从撰稿到传播的全过程，直观展现了“以笔为枪”的力量。该剧的美术设计也对史料进行充分考证，服化道几乎再现上世纪40年代风貌，贴近时代背景。还有编辑部里的油灯和泛黄校样纸、茶社里的桌椅与价目单等让观众有了沉浸式的观剧体验。

感悟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阵地》于我而言，不仅是历史的回望，更是精神的洗礼。那些文化先贤的身影，他们手中的笔、案头的书，眉宇间的坚毅，在我脑海中愈发清晰。这部作品让我深刻领悟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我们同样面临着艰巨挑战，需要坚守“阵地”，立足本职岗位，履行文化使命与担当。虽不必像剧中先贤那般冒着炮火硝烟，但也不能躲进书斋，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精进专业、淬炼思想，才有能力守住阵地，筑牢时代的文化长城。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新时代新征程赋予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接过《阵地》传来的火炬，以文化先贤为楷模，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勇于探索新的文化表达形式，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让中国故事在世界舞台上绽放独特魅力。这既是对先贤们最好的告慰，也是新时代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本文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授权发布。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5年10月31日第6版）

田水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编剧，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