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文/刘凯希

老屋很老，老得我搞不清楚她的生庚年月，只知道从我懂事开始，就住在老屋里。

那时，乡里房子都长一个模样，中间是“正屋”，两头是“横屋”，旁边是“杂屋”。“正屋”又分堂屋和正房，堂屋是家里做大事、祭祖神的地方；正房则是主人的房间。“横屋”前后两间，前面的做厨房，也称“炉子屋”；后面的一般给长辈住。“杂屋”通常靠墙而建，用来喂养牲畜、放置农具。房子多少依家庭情况而定，有“四方三间两头出横屋”的，算是有实力户头。

老屋完全不一样。四间瓦房朝南向，呈“田”字形分布，前面两间大一点，一间是堂屋，一间哥哥嫂嫂住，后面两间就其他人住。西边的垛墙上，搭了个长长的“披檐子”，茅草盖的，有三间，依次是厨屋和两间杂屋。因为姊妹多，有段时间，我就住在中间这个杂屋里。老屋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高得出奇，虽然也是土砖砌的，但比一般房子至少高出一倍。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建、为什么要建这么高，我至今尚不明白。

老屋前面有条几米宽的大路，两边建满房子，呈巷子状，因为住这里的刘姓多，所以叫“刘家巷子”，老屋就建在巷子西口。这里曾经很繁华，开着各种各样的店铺，战乱时，曾有部队在这里“过兵”，留下过很多惊险的故事。母亲告诉我，一次逃难途中，父亲为了个“水烟壶”，竟然命都不要，跃过一条上十米宽的小河，差点被抓了去当“壮丁”。

路边的小坪里，几棵白杨树高高耸立，日夜守护在这里。西北边高墈上，长着好多树，密密麻麻，盘根错节，像一扇绿色的城墙，为老屋遮风挡雨。正北边有棵粗大的桑葚树，比老屋还高，枝繁叶茂的，搞不清好多年岁了。

夏天，老屋周边的树林就成了孩童们的乐园。那里有一棵柳树和一棵腊树，并排长着，上面爬满葡萄藤。蝉儿在树上鸣叫，孩童们就悄悄站在树下，不停地张望，“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或许就是这种意境。还有一种虫子，喜欢“钉”在柳树上，圆圆的外壳，很漂亮，里面藏掖着翅膀，但叫不出名字了。捉住了，用棉线缠住一条腿，放飞开去，便“嗡嗡”地叫，玩起来很带劲。树干弯弯曲曲，很粗壮，爬上去不难。即使捉不到虫儿，摘几颗葡萄尝尝，也很惬意。桑葚熟了的时候，大伙就围着树下捡，也有用竹篙打的，闹腾半天，总算弄了点，随便洗洗丢到口里，味道杠杠的。

老屋东边是隔壁邻居，中间有个小巷道，其实就共用的屋檐沟，这里没有太阳，南北通透，是天然的“空调房”。大人们有空都到这里歇息，垫上草帽，靠墙而坐，或者光着膀子，倒地而卧，凉风习习，很快就会打起呼噜。

孩子们定会来凑热闹，相约“打纸板”。纸板有“三角板”、也有“四角板”，大都用废旧的课本纸、作业本纸折叠而成，用牛皮纸或杂志封面折的很少，但质量高，是绝对的“纸板王”，一般舍不得出手。开始前，先通过“锤子剪刀布”决定先后，一下不行来两下，谁赢谁先打。大伙将各自的纸板压放地面，全神贯注地盯着；打板的则看准目标，屏住呼吸，把手臂举得老高，“啪”地一声，将自己的纸板打到地上，被掀翻的纸板即可收入囊中。“打纸板”有很多门道。纸张越厚，纸板越大，就越稳定。压放时，得把纸板边沿折捏折捏，再找个有利的地形压下，尽量不留缝隙。想掀翻别人的纸板，也得找准位置“下手”，用力要均匀，落地要平稳。掌握了这些诀窍，基本就能稳操胜券，“连本带利”赢回好多纸板。紧张而刺激的游戏，让孩子们不时欢呼雀跃，直把酣睡的大人们吵醒。

夏天的夜晚很美丽，星空璀璨，虫鸣蛙叫，微风带着余温，却又不失清凉。吃过晚饭，把凉床搬到白杨树下，用水冲洗冲洗，再泡杯热茶，带上粽叶扇，便开始乘凉。人多了，睡椅、木椅、板凳也得用上。最抢手的当然是凉床，躺在上面，一边摇着扇，一边望着深蓝的夜幕，数着满天的星斗，立刻会有一种神秘而朦胧的美感，所有的烦恼消散无踪。冷不防一阵刺痛，必然是蚊子“作孽”。蚊子很贪婪，没吃饱绝不罢休。用手使劲一拍，圆滚滚的蚊子被血液粘在手心，直接毙命。但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却不好受，奇痒无比，清凉油、花露水才是止痒的“神器”。

稻田里、草丛中，萤火虫漫天飞舞，忽闪着点点绿光，像是夜空落下的流星。孩童们按捺不住冲动，叫喊着，追逐着，跳跃着，用扇儿轻轻将它拍打下来，小心翼翼地装进玻璃瓶里，宛如一个小灯笼。带上“星星”回家，梦都是甜的。

寒冬腊月，孩童们最喜欢“挤油渣”。这是一种取暖的游戏，规则很简单。一人靠在墙角当“油渣”，其他人并排站立，背靠墙根，利用肩膀往里挤，试图把“油渣”挤干。谁被挤“出局”了，谁就返回队尾继续挤。“一二三”“一二三”，大伙吆喝着，齐心协力，浑身是劲。里面的被挤得哇哇大叫，外面的却全然不顾，乐呵着挤得更狠。几轮下来，大伙都气喘吁吁，全身直冒热气。

有时也捉迷藏。为了不被轻易捉住，大伙想尽了法子。门角，灶背，地窖，谷仓，甚至床底下，能藏的地方都藏；用箩筐罩，用稻草盖，用麻袋装，能用的办法都用。有年春节，伙计们来邀我捉迷藏，我正在兴奋地清点压岁钱，有十来张，都是“拖拉机”一元的，大伙羡慕我是“小土豪”。我得意地把新票子叠起收好，剩下一张皱巴的“烂票子”攥在手里，念想着去换成新的。哪知道游戏做完，“烂票子”却不见了。父亲板着面孔，一脸严肃地盘问我，我哭丧着回答，只丢了一张“烂票子”。父亲气不过，吼了一句“烂票子不是钱呀”，顺手给了我一记耳光。第二天，母亲扫地时发现，“烂票子”居然落在了床底下。

过年过节，处理好“人情南北”，家里多少要剩些“纸封子”，有红糖片糖，有雪枣红枣，还有“乔饼”“钱丁”，但母亲舍不得吃，统统藏到几个石灰坛里，没料到我们早就摸准了“情况”。嘴馋了，就开始打主意，乘人不备，蹑手蹑脚找到坛子，轻轻把盖子揭开，把纸封戳个小洞，再伸进手指去抠。抠的什么不要紧，反正都是好吃的，拿上一点，赶紧“撤退”。很快，鼓囊囊的纸封就成了一个空壳。母亲知道了，也不会讲重话，只是笑着嘲讽，“石灰坛里的东西被哪个小馋猫偷吃了”。

老屋终究老了。饱经风雨沧桑，老屋早已百孔千疮，破烂不堪。高高的垛墙明显有些掰裂，艰难地撑举着上面的屋顶。桑树伸展的虬枝随风摇曳，把屋顶扫得一片凌乱。大风大雨的天气，老屋基本没地方安身。母亲最担心房子倒塌，赶紧拿出香钱蜡烛，一把跪倒在地，一边打躬作揖，一边喃喃自语，祈求菩萨降风降雨、带走灾难。我们只管紧张“接漏”，哪里漏就哪里接，脸盆、脚盆，水桶、饭桶，炉锅、瓜瓢，用得着的全用上。还不够，就得想其他办法。瓦片脱落的地方，用竹篙轻轻一顶，或许能立竿见影。倘是漏在床顶，就得架几个木板，铺上一层塑料，再不停地清理，弄得不好，积水泼落到床上，床单棉被要晒上几天才干。

西北边的土墈也被雨水冲刷得面目全非，“消瘦”得不成样子，石头垒起的墙脚开始显露出来，随时都可能垮塌。多少次，父母想着去买几车大石头，用水泥砌个护坡，怎奈囊中羞涩，每一次计划都落空了。后来分田到户，队上的晒谷坪废了，我们就去撬了些“山砂板”，挖了些草皮，这样一层一层地筑上来，才算基本安稳了。

冬季是最难熬的。凛冽的北风“呼呼”作响，穿过木窗、钻过墙缝，吹得人一阵钻痛。一家人缩在屋子里，围着火炉，一个劲地往前靠，猛然闻到一股臭味，才知道是鞋子烧烂了。墙角里有个坐桶，里面塞满棉垫稻草之类，这是奶奶的专用“沙发”，我们一般不敢坐。晚饭的时候最温暖。把萝卜切成大块，倒到吊锅里，加点油盐，撒把“五爪辣”，再倒上一瓢水，挂到“梭炉钩”上，烧起稻草火，一下就把萝卜煮得稀烂。稻草火加“烂熟萝卜”，简直是“绝配”，身子暖了，肚子也饱了，舒服得不得了。

但很多时候是没有晚饭吃的。好在冬天黑得早，知道没什么想头，就早早钻到床上，把镜灯点燃，挂到帐钩上，开始饿着肚皮做功课。曾有一次，我不小心把镜灯碰倒，煤油淋到帐子上，立刻窜起一股火苗，大家手忙脚乱地泼水，才得以及时“止损”。帐子烧烂了，床上弄得一塌糊涂，从来不发脾气的母亲实在没忍住，把我臭骂了一顿。

慢慢的，我长大了，父亲也不在了，母亲担心我“讨”不到“堂客”，便和哥哥嫂嫂商量，决定分了“家产”，改造房子。几件破破旧旧的东西，分起来很容易，除了留出几根成份尚好的檩子给母亲做棺木，其它就“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老屋要拆了，大家都有些不舍，但更多的是担心，房子高了、年岁久了，爬上去很危险。母亲就把老屋改造“工程”交给了他，反复叮嘱要注意安全。姐夫是当地出名的泥工，做事稳当，母亲放得心。果然，房子拆得很顺利，一切都平安无事。

为了省钱，哥哥忍痛割爱，把前面的白杨和后面的桑树都砍了，用来刷板子、做檩木。姐夫很精明，盘算着帮我留下几堵墙就现，拆下来的门窗之类也全部用上。这样简简单单、顺顺畅畅，很快完成了老屋的改造。哥哥嫂嫂也在附近的菜园子里建起了自己的新房。

改造后的老屋，我们只住了十多年。因为工作变动，我后来很少回家，老屋就交给侄儿打理。本就“先天不足”的老屋，常年没人居住，“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像个双腿打颤的老人，在风雨中飘摇着，随时可能一屁股坐到地上，令人心酸不已。每次回老家，我都忍不住要去看看。儿子琢磨着我的心思，偷偷拍下了一张老屋的照片。

如今，老屋没了，剩下一片杂草丛生、瓦砾遍地的荒土。老屋装满的那些欢声笑语、那些酸楚往事，也都随之化作了尘埃。老屋的照片却镶在一个精致的相框里，摆放在我的书桌案头，成为了我关于老屋唯一而永久的记忆。

刘凯希，小学教师出身，多年在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从事政策研究、文字综合和教育管理工作。曾发表多篇文学作品，出版多部专著。现供职于长沙市某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