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李立的行吟诗学与精神远征

文/凌之鹤

诗人李立，喜独步天下，好读书著文，尤工诗。其诗擅写大风景、大气象、大情怀、大人文与大美、大爱和大道，集大雅与侠义于一身：他既以潜龙惊鸿若隐若现之神秘游侠姿态行吟江湖，复以丰产高质豪迈雄奇的行吟诗歌享誉中国诗坛，再以自由不羁潇洒浪漫环游世界之壮举闻名海内外。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为了追求传说中的“诗和远方”，李立毅然决然忍痛放弃高薪职场，果断决绝地踏上了漫长曲折而又风光无限和险象环生的诗学征途。他此前负重在职场闯荡，只为迅翁所说的“须谋生存发展计”，后来忍痛弃金碗作环球壮游，无疑只想成为歌德所推崇的那个“理想的自己”。如此收放自如来去潇洒，如是孤勇果决慷慨任性，非真性情有胆识之热血大诗人不能为也。

行吟的肉身：车轮碾过地理的史诗

李立的行吟，是当代汉语诗歌中罕见的“行动派美学”。他拒绝书斋密室的平奇静默，坚持以双脚艰辛劳顿丈量大地，将肉身投入山河旷野。从环中国大陆边境线六万多公里的自驾远征，到全球100余国的漫游书写，他的行囊中始终装着两种工具：方向盘与笔。前者打开地理的纵深，后者穿透历史的断层。如《可可西里》中，他写道：“古特提斯海是一个遥远的名字，陌生得/连可可西里也已经不愿意轻易提起/只有锤子能打开可可西里的记忆”。这不仅是对地理的诚实复写，更是对生态史诗的深入考古——车轮碾过的辙痕，成了现代性焦虑的注脚。

他的行吟拒绝游客式的猎奇，而是以“地球村流浪汉”的自觉，将自我溶解于土地。在《东北大平原》中，他凝视雪的浩瀚：“唯有东北大平原，才有接受其纷纷扬扬的胸怀/成就其浩荡、辽阔、恢弘、壮观”。这种视角并非俯视或仰视，而是与土地平行的真诚对话，如同萨满的仪式，让诗歌成为连通自然神性的媒介。

历史的复调：凿通时空隧道的语言匠人

李立的诗学核心，在于对历史的深度“凿空”与精心“缝合”。他像一名时空考古者，以词语为锋利凿刀，在《河西走廊》中凿出一条“让现实进入历史，让历史回返现世”的诗意隧道。霍去病倒酒入泉的豪情、左宗棠抬棺出征的决绝、隋炀帝虚饰的商贸盛会——这些历史碎片被他重新熔铸，成为民族精神的青铜器。他写张骞的驼队：“我在他们的身后，吃力追赶/乌孙、龟兹、焉耆、楼兰人……河西走廊的每一棵小草都能辨认出他们厚重有力的脚步声”。此处，“追赶”不仅是地理的位移，更是文化基因的溯游，诗歌成了重述集体记忆的密码本。

这种历史书写并非怀旧的挽歌，而是以现代性反刍传统。在《悉尼港跨年烟花》中，他将瞬间的璀璨与文明的短暂并置：“世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短暂璀璨过后就将沉寂的烟花”。烟花绽放的刹那，既是对盛唐丝路辉煌的隐喻，也是对全球化浮华的冷眼。

语言的炼金术：从写实主义到超验之境

李立的诗歌语言，兼具写实的肌理与超验的灵光。他擅用“大”意象——大戈壁、大雪山、大高原、大平原、大湖——却以微观叙事解构宏大。如《夜宿澜沧江边》，江水被拟人化为喋喋不休的诉说者，而诗人“听懂了”水的哲学：“海拔再高的水，归宿都在海平面”。这种举重若轻的转换，让地理成为生命的寓言。

他的语言实验更体现在跨文化语境中。在悉尼歌剧院的对面垂钓，他自嘲“比鱼更贪婪”：“钓起虚幻的富贵与荣华”。英语地名Chastwood与湖湘方言的碰撞，福建汉子Gavin“闪着南半球光泽的褐黑色肌肤”。这种杂糅，让他的诗成为“汉语的混血儿”，既保有东方意境，又吞吐西方现代性的荒诞。

精神性塑造：从“青春写作”到“大地祭司”

李立的创作轨迹，是一场从“青春抒情”到“精神性塑造”的华丽蜕变。辍笔21年的沉寂，如同但丁穿越地狱前的寂静蛰伏；重归诗坛后，他的笔触不再耽于个体小我的情绪，而是将自我命定并锻造成“大地的祭司”。《南海蓝》中，他写道：“让每一粒奔波劳碌、身心疲惫的细沙/都能找到自己称心的归宿，才配得上大海这个称谓”。这种升华，让诗歌从私密日记升格为民族精神的祭坛。

他的“精神性”更体现在对生态危机的介入。在《可可西里》《大戈壁》《昆仑山》《南海蓝》等生态长诗中，他超越了环保主义的表层呐喊，直指现代性对“天人合一”的撕裂，让诗歌成为匡扶生态伦理和正义的檄文。

踏歌而行：行吟者的现代性困境与超越

李立倡导的“诗歌，首先是让人看得懂，但凡装神弄鬼者，皆为巫术；故弄玄虚的，那无疑是皇帝的新衣”。在他看来，诗歌应该鲜活而富野性，诗歌风格必须多元化；诗人没大小之分，只有诗歌好坏之别。李立的行吟诗学，是当代汉语诗歌的一次“出埃及记”。他打碎城市的玻璃幕墙，让诗歌回归旷野，却又在车轮与键盘的交替中陷入现代性悖论：便捷的交通加速了行吟，却也可能稀释了沉思的浓度；互联网传播扩大了诗的疆域，却也可能让“行吟”沦为消费主义的景观。幸好李立对此早有警觉，他以不懈的诗学远征一次次探索突围的方向。

值得嘉许的是，踏歌而行，勤奋创作，四方问道之余，李立积极策划并主动担荷复兴诗歌——尤其是振兴行吟诗歌的使命：主编《中国行吟诗歌精选》和《中国行吟诗人文库》，将个人苦旅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存档。这让人想起本雅明的“历史天使”——背对未来，拾捡被进步风暴撕碎的过去。在《在奥克兰四号码头想给诗人阎安打一个电话》中，他试图拨通的越洋电话，实则是接通汉语诗歌的精神血脉：“两只相惜的拳头 ，轻触即化/我们都不说话，眼眶里尽是彼此的天涯”。这种沉默的共振，正是行吟诗学的终极形态：当所有语言退场，大地本身成为最恢弘的诗篇。他“读山品水，激扬心智，眷恋和赞美的仍是活色生香的烟火人间”。

在惠特曼的草叶与荷马的史诗之间，李立锻造了汉语行吟的第三种可能：既非复古主义的仿写，亦非后现代的解构，而是在大地的纵深处，重塑诗歌的骨骼。他的存在证明：在这个被GPS导航的时代，诗人仍能以脚步丈量灵魂的疆域，让诗歌成为“永不完工的巴别塔”——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行吟者的体温，每一道裂缝都通往新的可能。他的每一次行吟，都是一次代表人类精神的自由翱翔。

每次阅读李立，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李太白，倒不是因为他们同姓，只是想到他们都是诗人，且“一生好入名山游”。“草原检举我偷走了她的坦荡、辽阔、豪放/沙漠揭发我抄袭她的宁静、孤寂、苦涩、狂野/冈仁波齐指证我注视她的眼睛满含泪光”——《被实名举报者》——李立却不像“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那样，远游五岳只为访道寻仙。他矢志环游全球，显然比谪仙走得更远，游览过的名山大川更多；他要寻找的，绝对不止于诗和远方，除了寻找理想的自己，他或许更想探索世界的诗学正义和作为人在此生的最大可能。

在文学批评界已获誉“中国最经典的行吟诗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第一行吟诗人”的李立，和李白还有一个相似处，那就是他们都浪漫尚侠，急公好义：李白仗剑去国，一心只想报君王，平天下，安社稷。李立漫游行吟，其志唯在朝圣地，赏绝景，写大诗。他关注世界局势，胸怀天下正义，每遇不平则鸣，面对权贵暴行辄习惯于及时怒发檄诗。李立心怀慈悲，相信万物有灵，他热爱自然万物，关切人世间疾苦。他对异国他乡流落街头的贫穷者满怀同情，常常请他们喝咖啡，给他们送去柴米油盐菜。他几度上青藏高原看望孤寡老人与孤儿，在云南腾冲，他曾踏遍崇山峻岭，自掏腰包专程去探望慰问仅存于世的抗战老兵。李白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李立横槊赋诗，以诗为剑，为天下不平呐喊，为世界不公发声。

太白诗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稼轩词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我读李立诗，如对敬亭山，如见连绵的盛夏青山。

壮哉！李立，行吟天下真豪杰，凌云犹唱大风歌。

美哉！李立，踏遍青山人未老，归来仍是少年。

凌之鹤，本名张凌，回族，1971年10月生于云南嵩明。诗人，评论家。云南省作协会员、昆明市作协会员，昆明市作协理事，昆明市网络文学作家协会会员、理事，曾任嵩明作家协会主席。创办纯文学民刊《滇中文学》并任主编。16岁发表处女作。常用笔名有荆棘鸟、安兰、凌之鹤、小李伊人、西门吹酒。作品散见于《中国艺术报》《滇池》《云南日报》《休斯敦诗苑》《小说林》《诗歌月刊》《散文诗》《星河》《山西青年》《文艺评论》《大家》《边疆文学》《江西散文诗》《译林书评》《湖南文学》《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等刊物。著有《醉千年：与古人对饮》《独鹤与飞》等。在《昆明青年》《女性大世界》发过诗歌专辑。曾获首届滇云网络文学大赛提名奖、第二届滇云网络文学最佳评论奖、第四届滇云网络文学大赛佳作奖及2017年、2019年《滇池》文学年会奖等。有诗作入选中国2003、2009年度优秀诗歌选集，有散文作品入选云南作家精品文库《散文卷》。

李立，著名环球旅行家，环中国大陆边境线自驾行吟第一人，足迹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文学批评家喻为“中国当代最经典的行吟诗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第一行吟诗人”。作品见于《诗刊》《人民文学》《花城》《创世纪》等100多种主流报刊，获博鳌国际诗歌奖、杨万里诗歌奖和悉尼国际诗歌奖等十数次。《中国行吟诗歌精选》年度选本和《中国行吟诗人文库》诗丛主编。出版诗集、散文随笔集和报告文学集共7部和英文诗集1部。现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