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念你如初

文/谢晓辉

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六年了。

这二十六年里，我很少提起他，也极少梦见他。便是偶尔梦见，也是不大说话，只远远地站着，或者背对着我，依旧是叫人不敢亲近的模样。待到醒来，窗外天色往往还未亮透，我便睁着眼躺着，心里空落落的，又像堵着一团化不开的郁结，闷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小时候，我与父亲并不亲近。这话听来凉薄，却是事实。他脾气暴躁，像夏日里的干雷，不知何时就会骤然炸响。即便他偶尔高兴，想伸手摸摸我的头，我也会下意识地躲闪，那只手便僵在半空，慢慢地收回去。如今回想，那眼神里，定然是藏着几分落寞的。可那时的我哪里懂得，只以为他天生如此，只以为他本就不喜欢我。

有一次，我挨了骂，躲在屋旁的枫树下不肯回去，母亲来寻我，叹着气说：“你爸爸就这脾气，心里疼，嘴上不会说。”我不信。心里想，一个人若真是疼你，怎么会没有温柔的话呢？直到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才让我慢慢明白，母亲的话是对的。

九岁那年盛夏，天热得发狂，我和几个伙伴跑到村头的水井边玩水。井沿铺着一圈青石，天长日久，长了一层滑腻的青苔。我们脱了衣裳，赤条条跳进井里。井水凉丝丝的，暑气瞬间消散。我们打水仗、扎猛子，快活得像几条泥鳅。

不知是谁，往井里扔了个破玻璃瓶，瓶口朝上，半截埋在淤泥里。我正踩得高兴，左脚突然一阵剧痛，抬腿一看，竟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我吓得哇哇大哭，伙伴们慌了神，七手八脚把我拖上井沿。血一滴一滴砸在青石板上，很快积成一小摊殷红。

至今还记得父亲跑来时的样子：脸涨得通红，额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地滚落。他蹲下身，目光落在那道伤口上，喉结动了动，说了一声：“娃娃，爸爸来了，不怕。”便将我揽到背上，稳稳站起。他的背宽阔而温热，汗水顺着脖颈往下淌，滴在我的小腿上，又顺着脚踝落下，与我的血混在一起。

从水井到家，足足二里多地。他几乎是跑着的，我伏在他背上，能听见他粗重的喘息，像拉风箱一般急促。他的衣衫很快被汗水浸透，贴在我的胸口。我紧紧搂着他的脖子，把脸埋进他汗湿的衣领里，闻着那股被太阳晒透的汗味。那一刻只觉得无比安心，仿佛这宽厚的脊背，就是世间最安稳的港湾。

回到家，他把我放在竹床上，转身出了门。不多时，他攥着一把叶子厚墩墩、毛茸茸的草药回来。看了看我的脚，便把草药塞进嘴里咀嚼起来，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眉头微微蹙着，像是要把所有的力气都嚼进那口草药里。然后轻轻敷在我的伤口上。那草药带着他口里的温热，暖暖的。他撕了一条旧布，小心翼翼地缠上，动作轻得像在擦拭一件易碎的瓷器。待血慢慢止住，他才站起身，看了我一眼：“躺着别动。”转身又走了出去。

我躺在竹床上，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暖融融的滋味。从那以后，每当他冲我发脾气，我总会想起那天他背着我跑过二里山路，想起那带着他体温的草药，心里便也不怎么怨他了。

如果说那次背我回家，是刻在骨血里的暖，那后来的一件事，便成了心底最深的一处疼。

我自小患有荨麻疹，时不时便会发作。十三岁那年冬天，大雪下了一尺多厚，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那天夜里，痼疾又犯了，浑身起满红疙瘩，痒得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我在被窝里翻来覆去，忍不住哼哼唧唧。母亲急得团团转。舅舅给了个土方子，其中有一味是金银花的根。那金银花平日长在溪边地头，此刻叶落枝枯，被大雪盖得严严实实，往哪找去？

父亲坐在炭盆边，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拇指来回摩挲着烟卷，像是在想着什么，突然他一拍大腿：“对，油坊边田垅间的溪边有。”他一股子站起身，从门后扛起锄头就往外走。母亲追到门口呼喊：“天这么黑，雪这么深，怎么挖得出来！等明天再说吧！”父亲头也不回，只摆了摆手：“孩子难受。”那身影，转眼便消失在茫茫雪夜之中。

我躺在被窝里，身上奇痒难忍，心里更是忐忑不安。炭盆里的火添了又添，母亲手里的针线停了又停。我和母亲都竖着耳朵，听着门外的动静。风乌乌地叫着，雪簌簌地落着，时间好像被冻住了，怎么也走不动。

也不知过了多久，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冷风猛地灌进来，吹得炭火一红。父亲站在门口，浑身上下都是雪，眉毛、胡子都染成了白色，活像一个雪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把金银花根，根上还带着冻得硬邦邦的泥土。

“挖着了？”母亲问。

“嗯。”他只应了一个字，随即将那把金银花根递给母亲，声音哑哑地说：“快去熬给孩子喝吧。”

他走到炭盆边。我才看清，他的裤腿湿过了膝盖，全身不住地发抖，手肿得像发面馒头，红一道紫一道。母亲递过烟，他伸手去接，手抖得厉害，竟捏不住，烟“啪”地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捡了好几次，才将烟拾起。

他坐下来烤火，火光照着他冻得青紫的脸，照着他花白的眉毛。我缩在被窝里，只觉得鼻子发酸，眼眶里有什么东西，热热地涌了上来。

我喝了药，疹子渐渐退了。

那一夜的暖意与心疼，像火盆里的炭，深深烙在心底。让我往后再看父亲，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柔软。

我上中专的第二年，父亲经营多年的小煤窑破产了，家里欠下了债。腊月里，上门要债的人一拨接一拨，父亲皱着眉，独自坐在院子里，突然沉声开口：“卖！”母亲问：“卖什么？”“把那栋两层三开间的厢房卖了，先把急债还上。”父亲说完，便转身回了屋。

后来我参加工作，每月领着微薄的工资，没能给父亲分担多少。家里的光景依旧惨淡，父亲整日眉头紧锁，抽着闷烟。最终他狠下心，决定跟人去攸县的煤窑做工。母亲听说那边做工很苦，也不安全，劝他别去，父亲瞪眼说：“俩娃的学不上了？债不还了？”随即又轻声地说：“我去做几年，等把债还清了，就回来。”

那天早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街上的石板路湿漉漉的，泛着清冷的光。他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鼓鼓囊囊的褪色蓝布包袱，另一头是用塑料布裹着的旧棉被。他要坐船去江口火车站，正好经过我上班的地方。

我在办公室擦桌子，一抬头，就看见父亲站在门口。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系得严严实实。他没有进来，只隔着门槛，静静望着我。

“爸爸。”我轻轻地叫了一声，放下抹布，走了出去。

“我要去攸县了。”他说。

我点点头，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他放下担子，从口袋摸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

“好好工作。”他忽然又说。

我用力点头。

“照顾好妈妈，照顾好弟弟妹妹。”他顿了顿，又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孔喷出，被风瞬间吹散，“照顾好这个家。”

他的脸在雨雾里有些模糊，可那眼里，分明盛满了牵挂，定定地落在我身上。我用力点头，声音哽咽：“我记住了。”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长，又很短。随后弯腰挑起担子，转过身，一步一步，走进雨里，走进雾里，走进那条长长的、湿漉漉的巷子里。

我站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淡，最后融进灰蒙蒙的雨雾里，再也看不见。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父亲生前的最后一面。

那天早晨，我正在办公室里对着一堆台账发呆。表叔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说父亲在矿上出了事。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后来怎么上的船、怎么上的火车，全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的路格外长，长到我以为永远也走不到头。

我和母亲赶到时，已是第二天傍晚。矿上的工棚搭在半山腰，四处黑漆漆的，只有棚里透出昏黄的灯光。父亲躺在临时搭起的木板床上，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棚子里弥漫着一股煤灰和泥土的气味，混着一种说不清的、让人心慌的气息。

工友说，父亲正在巷道里挖煤，突然就倒下了，等他们把人背出来，已经不行了。我站在床前，腿像灌了铅，一步也迈不动。母亲扑上去，撕心裂肺地揭开被子，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查看——没有伤痕，没有血迹，什么也没有。她不相信，又翻来覆去地看，嘴里不停地喊：“你倒是说话啊，你倒是说话啊……”

我僵在那儿，望着父亲的脸。他的表情很平静，眉头微微舒展着，像是睡着了。只是脸色灰白，嘴唇紧紧抿着，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火气。我忽然想起他发脾气的样子，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老大，嗓门像打雷——可眼前这个人，安安静静地躺着，再也不会对我发火了。

我伸手握住他的手掌。冰凉的，像冬天里冻僵的树枝。就是这双手，曾经稳稳地把我背在背上，跑过二里山路；就是这双手，在大雪夜里刨出带泥的金银花根，冻得红一道紫一道。如今，它们什么也握不住了。

工友递过来一个布包，说是父亲留下的遗物。我打开一看，是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还有一包没抽完的烟。烟盒子已经被汗水浸得软塌塌的，我紧紧攥在手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摇着父亲冰冷的身躯，大声地哭喊：“爸，你醒来！再骂我几句啊，我早不怪你了，不怪你了……”

返程的路上，我紧紧抱着父亲的骨灰盒。船在江上缓缓行着，两岸的山峦一重一重地向后退去。我想起那天早晨，他挑着担子走在雨里的背影，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活着的样子。他说：“好好工作。”“照顾好妈妈，照顾好弟弟妹妹。”“照顾好这个家。”那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话。

江风从舱口灌进来，吹得人浑身发冷。我把骨灰盒抱得更紧了些，泪水无声地落下来，一滴一滴，打在裹着骨灰盒的红绸上，洇开一片深色。

此后数年，我守着父亲的嘱托，看着弟弟妹妹先后毕业、工作、成家，也看着母亲从满头青丝，走到了白发苍苍。

日子就这样过着。只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我会忽然想起他。譬如看见别人父子说说笑笑地并肩而行，譬如听见有人轻轻喊一声“爸爸”，譬如冬天下起大雪，清晨推开门，望见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这时，那个挑着担子走在雨里的背影，就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那背影，越走越远，越走越淡，却永远走不出我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