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镜像的观照与地域文化的书写

文/崔国发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深化，如何让散文诗的城市书写与地域文化的“在地性”得以展示，如何充分发掘城市历史与文化的丰富资源，并且于时空深处生动地呈现散文诗作者所在城市的精神与时代命题，更加鲜活地写出一个地方的灵魂，是当代城市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星星·散文诗》自2025年1月开始，开设了“城市一对一”专栏，让遍布全国各地的城市“在地者”奋笔疾书，以散文诗书写现代城市生活，捕捉独特生命经验，尽显地方文化特质。他们在诗性文字中既赓续了中国悠久、丰饶、深厚的文化传统，又注入了关乎情感、智慧、灵动的现代新质，于时间纵深处与空间对话，在地理坐标与文学基因中构建起了一部跨越山河湖海、突破地理疆域、升华时代诗情的诗学谱系。这些作品，既持守着一方水土养一方诗的创作规律，又突破了地域书写的封闭性，在精神镜像的对照中彰显当代散文诗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艺术品格与文化风貌，共同折射出城市散文诗丰富多彩、斑斓耀眼的艺术光影。

一

城市镜像的立体观照

城市散文诗的书写，其观照的艺术镜像往往涉及城市的时间切片与空间纵深，并在作者用心体认中作出高度凝练、充分艺术化、历时性与共时性互补、共情与审智相生的诗性表达。城市不仅是地理存在，也不仅仅是诗歌的根据地，更是生活的共同体、情感的连接体、文明的承载体和重要的精神领地，它深嵌着诗人丰富的情感和地方历史基因。《星星·散文诗》“城市一对一”栏目的创新点在于，它构建了多元立体的城市镜像，这种镜像既包含时间观念上历史与现代的纵深对话，也涵盖着空间维度上地域之间（“吾地”与“他城”）的精神共鸣，使城市书写突破了单一化、浅表性、封闭式的描摹，进而呈现出丰富多样、立体多元、开放多变的文学景观。打开2025年下半年《星星·散文诗》，我欣喜地看到，下半年分别以五组风格迥异的城市对话为脉络，从西安古都的文脉绵长到齐齐哈尔的湿地灵秀，从西北固原的黄土苍茫到浙江嘉兴的烟雨蒙蒙，从油城大庆的工业壮阔到中原安阳的历史幽深，从上海现代的都市风流到重庆山城的麻辣鲜香，再到长沙与成都的山水为骨、烟火为魂，“在自然、科技、美食、休闲的四维坐标中，共同演算着中国式现代化城市中最鲜活、最‘入味’的精神图谱”（《星星》编者按）。十座城市的诗人立足本土，各就各位，各美其美，又比肩而立，相映生辉。他们以散文诗为媒，创交流对话之机，呈美美与共之境，成精神文化之诗，写城市文化互鉴之美。他们的作品，既展示了地方文化特色的独到之韵，又追求城市之间自然与人生、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心灵的精准对位，让不同地域文化的诗性建构与城市灵魂的深度对话有了深厚的精神内涵。

从历史与现代的时空交织上看，城市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现代的脉动，该栏目作品通过历史意象与现代元素的交织，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城市镜像。在我看来，优秀的散文诗总是能够将城市的历史文脉、现实生活、精神气质以及立体的城市形象真实生动地展现出来。其中，西安与齐齐哈尔的对话作品尤为典型。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其散文诗在历史遗存与现代发展的碰撞中展现古都新貌。王琪的《唐诗里的长安》，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唐诗出发，“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默诵长安，在‘山顶千门次第开’中回望长安，也在‘三月三日天气新’时追忆长安”，将唐诗意象与当代长安的烟火气相连，历史与现代在此无缝衔接，让我们触摸到一座古城延绵至今而又“散不尽的灵魂与温度”。三色堇的《盛唐之夜》，或演绎长安的“前世与今生”，或于岁月之门中指认城墙上“沧桑的骨骼”，展现“古城与现代融会的最真实的情感”，或以一个现代诗人的目光在陶纹的烈焰中燃烧，咏叹岁月长歌中永恒的史诗。她写大唐不夜城，灯火如炬，“女孩们一袭彩色罗裙，高高的头髻上插着各式好看的发簪”，盛唐的风华与当代的繁华相互交织，构建起古今交融、七彩绚烂的城市图景。第广龙的《还魂面》则从“西安人出去一趟，无论时间长短，回来一定吃一碗油泼面”的生活细节切入，将面食文化与城市记忆紧密相连，让传统饮食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的精神纽带。他的《老巷子》写游客在西安老巷穿越时产生“时空交错的恍惚”，虽然老巷子于城市快速发展中被改造乃至消失，但它“让一座城市的记忆，有了厚度和长度，有了，体温”，散文诗在城市的时空之维中有了深远的历史感和时光嬗变的现代感，诗的艺术时空也因诗人的城市书写有了饱满而鲜明的主观情思，为城市叙事注入了文化自觉与情感温度。历史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诗人尤其重视生态文化的书写。如耿翔的《秦岭辞》，通过书写戴着足环飞翔的朱鹮、蓝紫色的桔梗花、雪中的杜鹃、飞向秦岭深处的野鸟、在远古就从水边摇曳至今的草木等，让散文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映照城市生态文化、自然山河与生命精神的多棱镜，唤起读者对城市风华、秀丽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度思考。翻阅同一期的“城市一对一”栏目作品，我们读到了另一座城市诗人笔下的生态文化书写。齐齐哈尔作为北方边城，在自然生态与现代发展的平衡中，诗人们书写城市变迁。赵亚东的《哈拉乌苏》中，“我见到第九只丹顶鹤，翅膀掠过水声，波纹在缓缓散开”，扎龙湿地的自然灵秀与“被冻僵的根部，正在悄悄融化”的生态复苏形成呼应，诗人的文字生动诠释了生态文明观和生命共同体理念——自然与现代达成和谐，正是城市居民实现诗意栖居的关键。许长林的《丹顶鹤的黑与白》，将丹顶鹤的“丹心举过头的誓言”与“‘北大仓一号酒曲’搭载‘神九’升空”的现代成就并置，传统生态与现代科技在此共生，诗人心系生态诗歌与科学诗章书写，字里行间交织着工业文明与生态伦理的哲学思辨，呈现人与城共生的和谐关系，传递出城市的精神价值。雷茗的《罕伯岱：草原拱廊街》则通过库木勒节的传统习俗与智能手机拍摄、直播间预售的现代元素碰撞，在诗行间建构出独特的艺术时空。这种时空既体现了历史文化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并列串联与相继持续，也实现了人文时空、现实时空与艺术时空的相互交融，最终展现出地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让城市历史、现代化成果与人民美好生活紧密交织，共同组成一幅鲜活生动的生活街景。

从地域“自在”与城市“他在”的精神共鸣上看，虽然城市不是千城一面，但优秀的城市散文诗书写，既要凸显地域特质，避免空洞和同质化，又要触及人类共通的精神命题。“城市一对一”栏目作品在地域文化的具体描摹中，融入对乡愁、记忆、生活、理想等生命母题的终极思考，使城市镜像获得更为广泛的精神共鸣。长沙与成都诗人的作品以烟火气为切入点，诗人们左手烟火，右手诗情，在记录一饮一啄的日常生活中细细体会人生百味。如在长沙诗人方阵中，闵晟、方雪梅在《湘味五叠》中写道，“辣椒炒肉，比童谣更嘹亮的味道，馋得湘江举起波浪之手”，以辣椒炒肉、臭豆腐等地域美食为载体，将味觉记忆与亲情、乡愁、生命韧性等普遍情感相连，地域烟火转化为共通的生命体验。曾淑娟的《在星城的韵味与荣光中沉醉》中，以“一杯奶茶，捧红了一座城”，书写文艺与潮流兼具的“茶颜悦色”。在成都诗人方阵中，陈美桥的《燕食记》写蒜泥白肉、军屯锅盔、回锅肉、洞子口凉粉等活色生香的地方风味美食，善于从小切口展示诗人的平常心、人情味与烟火气，在尘世烟火中安享属于自己的闲适人生，既写出了巴蜀民间食物的别致滋味，又呈现了川地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标识和精神名片，象征着一座城市的“人格”与“品格”。散文诗通过深入发掘城市精神内涵，能够激发读者精准把握人与城市之间的情感连接，在地域生活的书写中承载普遍的人文情怀。在长沙诗人中，诗人以湘水为脉络，绽放出生命的激情。陈哲锋的《湘江的终极三问》，从“溯源，我从哪里来？”“绵衍，我是谁？”“奔涌，我到哪里去？”三个命题出发，将湘江的地理流向与人生的精神追寻相连，使地域河流成为人类精神困境的隐喻。张璞的《长沙四景》描摹贾谊故居、杜甫江阁、朱张渡、营盘街，苏启平的《山水洲》则书写橘子洲、岳麓山、爱晚亭、天心阁等，或咏史时数风流人物，或记人时写照传神，或面对湖湘风景名胜时陶情冶性，他们以充满诗意的文字与浸透湘风楚韵的意象，在灵魂深处植入精神根脉，于生命绿野映照出一束束思想的光亮。而成都诗人则是在温润的市井生活中书写对生活本真的坚守与热爱。石莹的《数字成都》以“薛涛笺已置换成银色手提电脑”，让传统文人意象与现代数字生活发生碰撞，生动地展现了现代都市人对精神家园的追寻。蓝格子在《望江楼公园》中写道，“过去的诗篇在墙壁上和你见面，是语言穿过时间的一次问候”，望江楼的历史遗存与当代人的心灵诉求息息相通，地域景观由此成为诗者精神寄托的载体。在《东安湖》中，她以久负盛名的太阳神鸟传说为引，书写“卷起时间的漩涡，裹挟着过去与现在，白天与黑夜，太阳在其间发出金子无可比拟的光芒，一如那被赞颂已久的飞翔”，境明则心明，借太阳神鸟的飞翔，她的文字让光透进来，穿透生命的昼夜与寥廓的时空，使灵魂渐次趋向灵静与澄明的精神视阈。黄世海的《成都的慢时光》中，“九眼桥洞已衔着半枚月亮，像是一张未兑现的船票”，诗人将地域景观与乡愁、遗憾等普遍情感相连，使慢生活的成都成为现代人寻求精神慰藉的向往之地。

从“本土”与“域外”的双向观照上看，“城市一对一”的栏目设置本身就蕴含着“我者”与“他者”、吾土与他城，亦即“一座城与另一座城”的对话关系，本土诗人的内部书写与域外诗人的外部观照形成双向赋能，使城市镜像更加立体多元。这种双向观照相互成就、相辅相成，在各组城市对话中均有体现。例如，固原诗人从内部书写黄土高原土地的厚重和生命的坚韧，嘉兴诗人则从外部观照江南水乡波光的灵秀和生活的温润，西北的苍茫与东南的婉约，两种视角与两种风格相互补充，而在写作风格上，前者文字粗粝质朴、沉郁顿挫，后者语言清澈细腻、婉转灵动，这就使得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与共通更加清晰。杨建虎在《到山中去》中写道，“溪水流过山涧，宛若童年的歌谣。我站在一棵树下，可以放声朗读课文，也可以尽情歌唱和呐喊；可以卧于山野仰望天空，也可以站在石头上迎风而立”，正是西北本土诗人对固原山水的深情眷恋与灵魂的回家，读者在他的诗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而江西籍女诗人灯灯写嘉兴的《黄沙坞的橘子》，“橘子由青变红，溪流热泪迸溅，所有的糖分越过枝条，所有的甜蜜聚集在橘子的脸庞”，则是异乡歌者对嘉兴风土的诗意感知，是精神的远游，于沉浸式体验间绘就一幅新时代嘉兴风华图。再比如，在大庆与安阳的对话中，这种双向观照更为鲜明。大庆诗人书写工业生活的内部体验，“采油工人走出低洼处的蒲草丛，日复一日向油井塔投去虔诚目光”（洛芙《十月的大庆》），展现工业精神的内核；安阳诗人则从历史文化的内部切入，“甲骨文现身于天地之间，它揭开了文字起源的秘密，为后人献上了一把金钥”（魏作会《俯身安阳》），挖掘历史文化的根脉。而当域外视角介入，工业城市的硬朗与历史古都的厚重形成对照，使两座城市的精神特质更加凸显，也让读者在对照中获得更深刻的文化认知。不同地域的诗人以独特方式书写城市，让读者感受到不同城市刻在不同人精神上的烙印。“城市一对一”栏目，便是让两个来自不同城市的诗人在同一个平台上尽情对话，而不是相互对立；是求大同存小异，充分发挥城市散文诗书写的互补效应与地域文化的正向传播功能，最终提升了城市的独特性和魅力值。

二

地域文化的诗性呈现

地域文化作为城市的精神根脉，在散文诗中呈现为独特的文学基因。2025年下半年《星星·散文诗》“城市一对一”栏目作品，精准捕捉不同城市的地理特质与文化符码，通过意象提炼、风韵描摹与精神传承，达成了城市地理美学及地域文化的诗性建构，使每座城市都成为辨识度鲜明的文学符号。这些作品既有历史文化地理的记忆，也有现实文化地理的镜像，实现了从地理元素到城市精神的审美位移。

从南北地理的意象建构上看，如上所述，西北与江南的地理差异在固原与嘉兴的散文诗中形成鲜明对照，构成地域文化书写的独特范式。栏目作品突破了传统地域意象的刻板使用，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精神特质。固原地处黄土高原，其散文诗深深扎根于西海固的苍茫土地，地理环境的贫瘠与生命的坚韧形成强烈张力。杨建虎在《西海固：风中的谣曲》中写道，“秦长城上的风是硬的，从远古吹来，带着战火和冷吻”“秦长城如长龙，若隐若现。长城塬上的白马庙，因秦朝太子扶苏坐骑白马于长城塬上的民间故事而名扬四周”，风的“硬”既契合黄土高原的气候特质，又符合这片土地上人们坚韧不拔的生命底色。诗人眺望历史的烟尘和风雨，在诗中将“风”“长城”“烽火”“麦茬”“野扁豆”“苜蓿花”等传统意象与现代生命体验相结合，历史意象与民间故事、记忆相连接，有效拓展了西北地域意象的时空边际，其散文诗由此获得了深厚持久的精神根基和丰富鲜活的艺术魅力。马占祥在《丘陵歌》中写道：“丘陵上的人们，每年只在春天发芽。他们的名号在植物学的章节中，都是北方的：苦苦菜、沙葱、灰条、石茅子……”以北方特有的植物意象勾勒出丘陵地带人们与自然共生的生存状态，地理环境与生命形态在此达成深度契合，展现了一方土地的自然生态之美。他在《南风与蚂蚁》中写道：“从内蒙古到宁夏，天空连片的云朵，都是南风的羽毛——吹过流水时，它坚硬；吹过山峦时，它柔软。”意象别具地域特色，语言简洁有力，有着黄土高原的苍茫与生命的灵动。林混的《河流哺育过》，以“那条我再熟悉不过的河，消失了”的个人记忆为切入点，延伸至“芹菜、土豆、小麦、大豆……这一切，都曾被河流哺育过”的集体记忆，进而触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叙事层次丰富，意象建构注重捕捉地域神韵与气象，正如亲切的地方就是“抚育一个人的地方”（段义孚语）。他笔下的“犀利的风”“光秃秃的山岭”“漫天飞舞的尘土”，与诗人单永珍《一个人在地平线上自言自语》中“抽象的羊皮”“青瓷的火焰”、王怀凌《花开顿家川》中霜冻的“杏子”以及身怀绝技的“鸟雀”等意象共同构成黄土高原的“在地感”，也成了固原上的一个精神坐标，朔风劲吹，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成为塑造地域性格与文学气质的活性意象。与固原的苍茫形成鲜明对比，嘉兴散文诗则浸润在江南水网的温润之中，地理环境的灵秀孕育出细腻婉转的文学风格。灯灯的《白鹭，在浩瀚的碗口上飞》，水的灵动与诗的空灵完美融合，精准捕捉了嘉兴濒海临湖的地理特质。晓弦的《石门的秘宣之境》，写大运河“拐出一百八十度的大弯……描在石门前额上的新眉”，以水的曲线美诠释江南的温婉，地理形态与文学意象达成高度统一；而《仁庄纪事》则通过“父亲砍来几根竹子，扎于屋檐下的沟壑里，并随手撒上几粒西瓜籽”的生活叙事，融入瓜藤“蹿上高高的屋檐”，看见“屋脊蹲守的狮首龙身的怪兽”的民间想象，使地域生活的叙事充满诗意与童趣。张敏华《祥符荡》中“湖水清澈，波光粼粼，御风而飞的白鹭搅动薄薄的水雾”，则以湿地、白鹭、湖水等意象构建起江南水乡的生态图景，把地理的温润转化为文学的细腻质感。在《汾湖》中，张敏华这样写道：“沿着汾湖，顺着血脉，我回到母亲宽宏的怀里，找到生命的原乡。”姓诗的汾湖，母爱般温润的汾湖，亲切的汾湖，照见了一个诗人的灵魂，使诗人找到了生命的原乡和诗歌的根据地，扎根于地方经验，由此呈现出灵气荡漾、方向感清晰且具“在地感”的精神地理学特征的真诚之作。苏建平《嘉善城素描》中的江南水乡，“其品性正如嘉善城的女子：眼神明亮，灵性如水，拥有着连鸟类都加以嫉妒的婉转甜喉”，诗人从故乡经验出发，承续的是江南水乡灵性的文脉——女子是水做的，女子的水灵，人诗互证。柳文龙《水乡的叙述方式》中的乌镇，“河埠头的一级级石阶，伸入心灵的沉寂，正是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诗人以独具特色、富有表现力的意象，不仅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乌镇河埠头的自然景观，更成为对宁静致远人生境界的生动写照。

从城市气质的精神烙印上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往往承载着特定的时代使命，这种使命沉淀为独特的城市气质，成为散文诗书写的精神内核。如前所述，大庆是因石油而兴的工业城市，其散文诗以工业景观为中心意象，书写着开拓与坚韧的工业精神。诗人以大庆的风物与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举凡抽油机、荒原、钻井、输油管、石油红等，都成为诗的意象，折射着一方地域的风情。如唐云枫的《荒原上的抽油机》中，“抽油机是荒原的将军，指挥着石油奔涌而出，花开潋滟”；洛芙的《采油厂以北》中，“钢铁抽油机胸腔发出单调却有力的‘吱呀’声，石油与喷涌是最好的抒情”，诗人赋予“抽油机”这一工业意象生命质感，工业符号转化为生命隐喻，成为工业精神的具象化表达，拓展了散文诗的意象疆域，对同质化书写也有着抵抗意义。李继平的《移动的石油红》，以“石油红在井场挥舞，黑油流在管道里唱”的豪迈笔触，刻画了石油工人的热血与奉献，工业色彩与生命激情交织成篇。王琳的《炼油厂七号路》，通过“三代人的青春，抚摸着炼油厂的每一寸皮肤”的叙事，将工业发展与家族记忆相连，使工业精神获得了代际传承的深度。我们再看安阳，这座承载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古都，殷商甲骨文字与三千年的文明，为其散文诗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总体性视野。安阳散文诗以历史遗存为核心，挖掘岁月沉淀的文化底蕴。王亚方的《大殷商的风火》中，“一片片甲骨，被赋予灵咒。祈愿，问卜，纹路清晰；欲望，希冀，托付给日月”，以甲骨为意象，追溯殷商文明的源头，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魏作会的《人工天河》书写红旗渠“铁锤敲击钢钎，血肉之躯亲吻绝壁峭岩”的修建历程，将自然艰险与人类意志相结合，使红旗渠成为安阳精神的永恒支撑。王琪的《太行山上的人工天河》则将红旗渠与甲骨文、青铜器并置，“走在红旗渠畔的妙处，太行山古朴的裂纹，青年洞俊秀，桃园渡槽秀美”，历史文化与现代精神在此交汇，散文诗由此获得坚实可靠的“在地感”，有效抵御了作品“无地方感”之焦虑，构筑起安阳独有的精神图谱。

从地域生活的诗意表达上看，地方文化不仅体现在地理环境与城市使命中，更渗透在日常市井生活的场域里。重庆与上海作为地域特质不尽相同的都市，其散文诗分别从山水景观与市井烟火中氤氲出两地独有的文化气息。重庆散文诗扎根于巴山渝水的地理格局，将山水雄奇与市井温度融为一体。唐力的《荣昌扇匠》，通过“剖开竹子，你的刀子在前进。/从空进入空，两种空在刀锋上相遇”的细致描摹，展现荣昌制扇技艺的精湛，让传统手工艺成为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一把扇子在手，“握住的就是永恒的乡愁，就是故乡之根，大地之根”。蒋登科的《行走巴山渝水间》，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共生、人与历史文化的密契，如幻似梦的缙云山、痴情遥望的神女峰、神奇迷人的黄安坝、流光溢彩的龚滩、绿意盎然的滚子坪，皆与诗人敏感的心灵相遇，见证着铅华洗尽的风流与巴山渝水的仁智。周鹏程文字的诗意解构，源自他对时光褶皱里的白鹤梁、夔门、歌乐山等渝州风采的深情诵读。杨翠在《山城十八梯》中写道，“台阶边的石头上打盹，旧十八梯和新十八梯从两个维度向我推来”，梯坎的起伏呼应山城的地理特质，新旧交替间彰显地域生活的延续与变迁。金铃子的《一碗小面》则从“红油汤里载沉载浮的肉末”切入，将小面的麻辣鲜香与亲情、乡愁相连，让市井美食成为地域文化的味觉符号。上海散文诗则浸润着现代都市的沧桑、光色与繁华，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书写海派文化特质。徐俊国的《上海，我是你的菜粉蝶》，以“摩天大楼，蚂蚁眼里高耸的玉米秆直插云霄”的奇特比喻，将现代都市景观与自然意象融合，展现上海的现代性与包容性。清水的《父亲和梧桐》，通过“瑞福里在夏日梧桐的掩映下，稳稳立在那里”的叙事，将石库门、梧桐树等传统意象与陆家嘴、太古里、滨江大道等现代景观并置，勾勒出上海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刘慧娟在《石库门》中写道，“青砖，是立体的编年史。一个轰轰烈烈的黎明，营造出一场热烈芬芳的花开”，石库门作为上海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市井生活的悲欢与海派文化的精髓，成为地域生活的诗意载体；《老洋房》中，“钢琴摇荡心旌，爵士乐鼓舞月夜。丁香的芬芳，鸢尾花的妖娆，晃动了窗前竹影”，语言细腻婉转，契合上海老洋房的雅致与浪漫。王崇党的《云间山阵图》写上海松江区九峰十二山，布阵或运势，打量或对坐，皆心存敬畏，直击人心，笔下折射出智慧的光亮与悠远的诗意。巫春玉的《新外滩叙事》则通过抒写十六铺码头、外白渡桥、黄浦江、白玉兰大厦等地理属性强且具有上海地标特征的锦绣华章，在阔远的海派文化背景与个人精神背景的重叠中表达其丰富的感性与智性。如她写十六铺码头，“人生大抵就是这样——/因为有码头这一事物，所有靠岸，都是必然”；她写黄浦江，“回头是岸。你望着黄浦江，观视自己。轮笛再一次鸣响，所有不能成为岸上风景的事物，都让它消失在那一声声鸣笛里”。感性、智性与诗性在字里行间铿锵出城市的魂魄，一方地域的精神含量以及诗者理性的宏大力量，令人回味绵长，余音绕梁。

总而言之，2025年下半年《星星·散文诗》“城市一对一”栏目，以其创新的栏目设置、多元的书写实践，为当代城市散文诗创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宝贵经验。地域文化书写既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坚守，也是对城市现代性的回应。这些作品注重地域特色文化的探赜，诗人将各自城市的地理特质、山川美学、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与人类共通的精神命题相结合，在多元交流与碰撞中拓展城市书写的艺术视野，构建出具有鲜明辨识度、深刻感染力，且更丰富、立体、深刻的城市镜像。同时，跨地域对话模式打破了地域抒写的封闭性，在地方与总体、特殊与一般、“自我”与“他者”的对照中，清晰地呈现了两座城市在文本中“镜像式”的互涉关系，既凸显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又塑造出城市地理的人文性，为城市散文诗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也见证了城市精神在散文诗写作中的庄严价值。

崔国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诗集《黎明的铜镜》《鲲鹏的逍遥游》《黑马或白蝶》，诗论集《审美定性与精神镜像》《中国散文诗学散论》《散文诗创作探微》《诗苑徜徉录》等。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第五届中国·散文诗大奖、安徽文艺评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