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心里的五毛钱

文/邓党雄

妻子是在矿山长大的。童年在资兴矿务局宝源煤矿生活，在那里度过了九年，这是一个让她心心念念的地方。

退休后，总要我陪她去宝源矿看看，我想，从长沙到宝源煤矿也不过三四百公里的路程，不算太远，于是便邀请了几位曾在矿山工作过的朋友，大家开着车，结伴而行，一路向南，向着郴州资兴的宝源矿山里驶去。

一路上，大家天南海北地聊天，有说有笑，气氛热闹。可一进入矿山，妻子就变得少言寡语了，只是静静地扒着车窗往外望，眼神追着路边的群山、溪流，直到远处那座锈迹斑斑的井架闯入视野，她的手攥了攥我的胳膊，声音轻微却带着不易察觉的激动：“到了，到了。”

矿区旁边有条溪河，车子驶过横跨溪河的一座桥，在办公楼前的篮球场缓缓停下。

矿山现在已经改叫公司了，公司的领导得知我们要来，客气地在办公楼前等候，见面寒暄一阵之后，他便领着我们在矿区四处随意地参观看看。妻子也边看边反客为主地给我们介绍，这里现在是啥样，那里过去是啥样，哇，矿区变了太多，当年的一层砖瓦平房好多都变成新盖的楼房了。矿里绞车房的轰鸣声早已消散在岁月里，那些井架还孤零零地立在山坳中，锈迹爬满了钢缆与天轮。通往圩场的路，还依稀能看出当年道路的轮廓，只是不少路段也已铺上了水泥，少了些矿山旧时的粗糙质感。

“当年咱们矿里最热闹的就是这圩场，逢圩赶集的时候会挤得水泄不通！”妻子拉着我，往圩场走去，眼神像是在寻找什么珍贵的印记。

不一会儿，我们走到了一处卖新鲜蔬菜的摊子前，她停住脚步，眼神有些涣散，喃喃道：“就是这里五十年前，我就是在这儿买的毛栗。”

朋友们见她神情异样，纷纷围了过来打趣道：“嫂子，这是想起啥难忘的事了？”妻子回头看了看我们，又望向远处连绵的群山，慢慢打开了话匣，说起了那个难忘的“五毛钱”故事。

那年我九岁，父母亲在宝源矿工作，我们姐弟4人跟着爸爸妈妈就住在这个矿里，住在二村。

一个逢圩的早上，妈妈从她抽屉里拿出一张五毛钱的纸币，手把手教我折成了一个厚实的四方形方块，然后把它交给我，说“你带弟弟去圩上买一杯五分钱的毛栗，你们分着吃，记得别贪玩把钱弄丢了，也别多花，晚上把剩下的钱给我。”然后又说，“钱这样叠成方块，放在口袋里不会掉，拿出来也不会被风吹跑。”我接过钱，小心翼翼放进自己的裤子口袋里，又用力下意识地摸着它，叠成四方形方块的五毛钱棱角分明，像块小硬纸板，硬硬的轮廓硌着我的指尖，心里好踏实。

矿里在山里，到处都是好陡好陡的坡路。我们从住的矿区二村走下来，到圩场，去学校，要吓一跳长长的山坡。矿里的人每天都在这样的坡路上往返。矿里的坡路大多是用石块和废砖铺成的台阶，一级连着一级，是一条依山而建的人行要道。道路旁又开辟出一层一层的平地，平地上用砖瓦建了一排排的平房，一个模式，平整整的，这便是矿里职工的住宅。住宅有很多的区域，分别叫一村、二村……矿里有十几个村，我们住在二村。四通八达的山坡台级道路，是矿里职工平时通勤的主要道路，也弥散着上下班时人来人往的矿山气息。

妹妹那时还小，不能与我们一起下坡去玩，平日里，都是我带着两个弟弟到学校和圩场玩耍。

这天是星期日，没有上课，我兜着妈妈给的五毛钱，带着两个弟弟，连蹦带跳地从家里出发往圩场走。山坡台阶上的石块还沾着些露水和煤渣，我们踩着台阶往下走。下完坡，便是一块很大的平坦宽地，一条溪河从山上流下来，从这块平地的旁边流过。平地一边是赶集的圩场，再往前走一会儿，便是我上学的子弟学校。

我带着两个弟弟边走边玩，走到圩场时，赶圩的人已经很多了，好不热闹，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混着油条的香气、蔬菜的清新，还有挥之不去的淡淡煤味，凑成了矿区独有的烟火气。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卖毛栗的地摊。摆摊的是一个瑶家农妇，正在一竹杯一竹杯地给小孩童卖毛栗。地上放着两个竹篮子，竹篮里装满了剥了皮的毛栗，毛栗上还放着一个用得有些发亮的竹筒。这是卖毛栗不用秤，用这竹筒做的量杯，口粗的是大杯，口细的是小杯，盛满按杯卖，五分钱一大杯，两分钱一小杯。

瑶家农妇约五十来岁，身着靛蓝土布衣裳，头上戴着瑶族特色的盘王帽，腰间系着一条青布绣花围裙。竹篮放在脚边，篮子边缘还缠着一圈已不鲜艳的红绳，里面的毛栗圆滚滚的像小板栗，酱黑的果皮亮着诱人的光泽，散发的清甜气息混着山里的草木味，看着都有诱惑。周围围着不少小孩，有的在买，有的在一旁馋看。

“阿姨，我买一杯五分钱的毛栗！”我走到农妇跟前，声音清亮地叫道，一边叫一边用一只手紧紧按住裤子口袋，生怕一松手就把钱弄丢似的，“我这儿有五毛钱，是五毛钱呀，您找得开吗？我买五分钱的大杯，您要记得给我找钱呀！”我怕农妇没听见，又大声重复道：“我有五毛钱，买五分钱的大杯，买一杯，你要记得给我找钱哦！”五毛钱，那时候是我手里好大的一笔钱了，所以叫嚷的声音里似乎都有些炫耀。

农妇笑着应了，“找得开，找得开。”声音带着本地山里人的口音，温和得像山涧的溪水：“好嘞，小姑娘，大杯的，给你装满！”她低头拿起粗些的竹筒，直接往竹篮子里舀毛栗，不用挑选，一舀就是满满一筒，还轻轻磕了磕篮子边缘，让毛栗填得更实，又往上面添了两颗才停下。她的注意力全在装毛栗上，旁边是一些围着的孩童，熙熙攘攘地叫着买毛栗，她依然是温和地对着孩童们说道“别急，别挤，一个一个地买啰。”然后把装满了一大杯毛栗的竹筒伸过来，问我倒在哪里？

我赶紧扯开衣服左边的口袋，眼睛盯着这一大杯的毛栗，说“阿姨，倒在这里”。“好嘞，来，口袋拿开哦。”农妇把装满毛栗的竹筒对着我拉开的衣服口袋，小心翼翼地往里倒着毛栗，生怕掉了一粒。口袋太小了，一个口袋装得满满的，却还没有装完，我又扯开右边的口袋，让农妇把竹筒里剩下的小半筒毛栗全部倒了进去。摸着两口袋的毛栗，我的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这可是我们最喜欢吃的山果了。

农妇阿姨细心地给我装好毛栗之后，又从布兜里摸出一沓零钱，数出四角五分钱，递给我，“找你四角五，拿好喽，别弄丢了。”我赶紧接过找来的钱，用手紧紧地抓着，心想“这是要交给妈妈的，可不能丢了。”

两个弟弟在一旁直嚷着要吃毛栗，围在竹篮旁边的小孩比刚才更多了，我连忙带着两个弟弟，挤开后面的人群，离开了摊位，从圩场离开，准备回家去。

走出圩场，到了回家的坡底，我才松开手，把手里的4毛5分钱叠在一起，小心地放进裤子口袋。收好钱后，又用小手把衣服左边口袋里的毛栗，一把一把地抓了出来，分给了两个弟弟，右边口袋里的那小半，则留给自己和家里的妹妹。我们边爬着上坡的台阶，边嚼着好吃的毛栗，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童年的日子是快乐的，一天一晃便过去了。

妈妈在食堂工作，经常是加班加点，这天中午又没有回来，晚上也回得很晚。等妈妈回家后，我想起了要把剩下的钱给妈妈，于是便去口袋里找钱。

手伸进口袋，咦，怎么摸到了一个四角板？我心里一惊，赶紧拿出来一看，啊？是那张折成四角板的五毛钱呀！这不是买毛栗的钱吗？我心里一阵纳闷，这钱不是付给卖毛栗的阿姨了？…啊？难道……？糟糕，是忘了付给那位农妇阿姨了？我又赶紧到另一个口袋里去摸，一把又摸到了那农妇找来的四角五分钱。

一阵恐慌袭来。

我一手拿着这四角五分钱，另一手拿着折成四角板的五毛钱，此时的心脏，像是兔子闯进了心里，怦怦直跳，紧张而慌张起来。“糟了！我真的忘了付钱了！”因为紧张，脸也“唰”地红透了，从脸颊一直烧到耳根，手心冒出冷汗，慌乱得不知所措。

我不断回放着白天的情景，寻思哪个环节忘了付钱？却怎么也想不起，只是不断想起农妇阿姨温和的笑容，想起她往竹筒里舀毛栗的样子，想起她那带着本地瑶家口音的温柔话语，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般，又酸又涩，乱成一团麻。

我不断地想，农妇阿姨会不会正在翻遍所有布兜，却找不到那五毛钱？她一定急得不得了。或者，她会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她会不会伤心透了？在她眼里我不就是坏孩子了？……

我把四毛五分钱交给了妈妈，也没敢把这五毛钱的事告诉她，又反身坐在自己的床沿，手指抠着口袋里的四角板的五毛钱，把纸都抠皱了，心里一遍遍地为自己的无意辩解，可懊恼却像潮水一样不断涌上来，怎么也压不住。我真想立刻跑回圩场，把钱送到农妇阿姨手里，跟她解释我忘了付毛栗钱，我甚至还想象出农妇阿姨见到我之后欣喜的样子，她一定会说：“好孩子，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可天色已晚，圩场早已收场，况且我一个人下去也是很害怕的，于是只能强忍着不安，等待明天看看怎么办。

第二天，是上学的日子。

我吃过早饭，碗筷一丢，便赶紧背着书包，跑出家门往外走。上学的路要经过圩场，尽管这天并不是赶集的日子，我却仍然连跑带奔地跑下长长的山坡，跑到了圩场，只希望能看到那位卖毛栗的瑶家农妇在那里等我。可到了圩场，除了看到路面上零星散落的菜叶、煤屑和脚印之外，哪有瑶家农妇的踪影？我走到她卖毛栗的地方，地上还有几颗散落的毛栗果肉，被踩得发蔫，沾着泥土和清晨的露水。我木木地低着头站在那，一只手放在裤子口袋里，搓揉着那枚折成四方形的纸币，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黑乎乎的地面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看来只能等待两天后的赶圩日了。我相信会找到她的。

等待的日子真难熬，况且在这个八九岁的女孩心里，还藏着这么大的一个秘密。这些天里，我常常想起农妇阿姨粗糙的双手，想起她盘王帽上闪着光亮的饰片与银铃，想起她衣襟上质朴的瑶锦纹样，想起她温和的笑容和声音。我想，她那天肯定是一大早从山里赶来的，提着沉甸甸的竹篮子，走了很远的山路，毛栗是她一颗一颗从树上摘下来、亲手剥去带刺的外壳，五分一杯的大份，攒起来多不容易。而我，却因为一时疏忽，忘了付钱，这该多么伤害她呀！“阿姨会不会哭？”“她会不会觉得矿里的孩子是坏的？”“她会不会到处说有个矿山的小姑娘骗了她的毛栗钱？”我可是班长呀，以后我的脸往哪里放？我越想越难受，心里又恨又怕又懊恼——恨自己怎么那么马虎，忘了付钱；怕农妇发现后会骂我，会看不起我；懊恼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粗心。

接下来的这几天，我每天都盼着赶圩日。我把那枚四角板纸币小心翼翼地放在贴身的裤子口袋里，走路都格外小心，生怕丢了。

终于，熬到了赶圩的日子。

天还刚亮，我就起床，吃完早饭，便跟母亲说要去上学。母亲以为我是想早点去学校和同学玩，没多想就答应了。

我背着书包，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跑下山坡，跑到圩场。我站在熟悉的圩场路边，来回张望，眼睛瞪得大大的，生怕错过那个戴瑶家盘王帽的身影。圩场渐渐热闹起来，卖菜的、卖肉的、卖杂货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可我找了一圈又一圈，寻了一遍又一遍，从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回东头，却始终没看到那个卖毛栗的农妇阿姨。

我那个失望哦，真是到了心窝里了。

可我仍然不甘心，又在圩场里转了好几遍，直到快要上课了，仍然没有见到那个戴瑶家盘王帽、提竹篮子的农妇，我赶紧跑去学校上课。

上午的课，都是心不在焉地熬过的。刚一下课放学，我便又跑到圩场里，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见。午饭后，我又早早地跑进圩场找，依然没有看到那个阿姨。到了下午放学，我又跑到圩场找，还是没有。

摆摊的人都在收摊了，我一个人还待在圩场路旁边，待了很久很久，直到太阳落山，圩场散尽，雾岚再次升起，把矿区笼罩在一片朦胧里，我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阿姨今天没来，可能是家里有事，下次赶圩会来的。”好多次的失望之后，我学会了自己安慰自己，可心里却仍然是空荡荡的。

之后的每个赶圩日，我都会早早地去圩场。我熟悉了圩场里的好多小贩面孔，甚至能叫出几个摊主的名字，可那个戴着瑶家盘王帽、衣襟绣着瑶锦的农妇阿姨，就像故意躲避我一般，硬生生地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在圩场。

半年后，父亲工作调动，我们一家要搬到另一个矿务局，离这很远。搬家那天，母亲忙着收拾行李，父亲在和同事告别。我趁着没人注意，又偷偷跑到了圩场，最后看了一眼那个熟悉的地方。

圩场依旧，因为不是赶圩的日子，来来往往的人不多。我站在买毛栗的地方，手里攥着那五毛钱，泪水模糊了视线。“阿姨，我要走了，对不起。”我在心里默念着，然后转身跑回家去，我拼命地奔跑，头也不敢回，生怕一回头，就会看到农妇阿姨失望的目光。

到了新的矿山，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也渐渐长大。后来读了师范，成了一名教师，再后来又随着丈夫的工作变动，到了几个新的单位工作。无论在哪工作和生活，我总会偶尔想起宝源矿的日子，想起那个圩场，想起那个戴瑶家盘王帽的农妇。1981年，我童年的一个发小结婚，给我发来邀请，我一看婚礼是在宝源矿，于是硬是缠着领导请了几天假，乘着公交车，赶来参加这个婚礼。其实，我去参加发小的婚礼，除了友谊，还有另一个愿望，就是要去圩场再看看，甚至还幻想，或许能在圩场碰到那个农妇阿姨，还给她那五毛钱，了却我多年的心中遗憾。

婚礼那天，不是赶集的日子，我依然去了圩场。圩场已经变了模样，自然也没有如愿碰见那位瑶家农妇。我想，她应该已经老了，她是不会再到这个圩场来卖毛栗了。

转眼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我退休了，头发也花白了，眼角也爬上了皱纹，可心里那个遗憾，却从未抹去。感谢老公和几位好友，专程陪我来寻找童年的记忆，也算圆了我多年的念想。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落在妻子的身上，温暖却带着一丝凉意。她的神情很失落，似乎有条无形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水泥地上，很快就不见了踪影。“永远找不到了。”妻子喃喃自语，声音很轻，被风吹得有些飘忽，“这五毛钱，怕是要永远压在我的心上了。”

太阳渐渐西斜，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映在脚下的水泥路上，也映在妻子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光里。

朋友们都沉默了，沉浸在妻子的故事里。矿山的风轻轻吹过，带着淡淡的煤味，像是在回应着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遗憾。我们都有些惆怅，没有说话，抽着烟，陪着她站了很久。风里忽然飘来一丝清甜的草木气息，像极了毛栗的清香味道，妻子抬手拭了拭眼角，眼神渐渐柔和下来。或许那位瑶家阿姨早已原谅了那个粗心的小姑娘，或许这份遗憾本身，就是岁月留给她最珍贵的礼物——让她永远保持着那份未泯的淳朴与善良，这个遗憾会一直留在妻子的心里，但它已不再是沉重的负荷，而是化成了一束温柔的光，照着她往后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