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王”吴芮：三位文史巨匠接力书写的历史人物

文/刘建海

读《史记》，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汉初刘邦分封的八位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燕王卢绾（代臧荼）——这八位异姓王在汉初立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迁为其中六人立了传，唯独燕王臧荼与长沙王吴芮没有单独的列传。

臧荼的情况尚可解释：其人反复，先从项羽，后归刘邦，汉五年又反，旋为所破，国祚短暂。但吴芮呢？他是八王中唯一善终且传国五世者，却同样无传。这不能不令人疑惑。

吴芮是谁？

吴芮（公元前241年-公元前201年），秦汉之际余汗县（今江西省余干县）人，为春秋时吴王夫差后裔。秦时担任番阳令，甚得江湖间民心，号称“番君”。

秦末天下大乱，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大泽乡镇）揭竿而起。8月，第一个起兵响应的秦吏就是吴芮。他将女儿嫁给反秦猛将英布，命部将梅鋗随刘邦入关，功劳赫赫。项羽分封时，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西北的禹王城遗址一带）。楚汉相争期间，吴芮在“汉初三杰”之一张良的劝导接引下转而支持刘邦。项羽失败后，吴芮以吴王之后的身份，因“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被汉高祖封为长沙王，都临湘（今长沙）。

后人提起吴芮，称他是“江西第一人杰”。他不仅能在乱世中保全自己，还懂得审时度势，是西汉初年唯一一个封国得以保留下来的异姓王，称得上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功绩如此，为何不入太史公法眼？

班固补上的那笔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史记》无吴芮传，蒯通则附韩信传内，伍被则附淮南王内，《汉书》俱另立传。”赵翼的意思很明白：东汉史学大家班固后来意识到了这个缺失，在修汉书时特意补上了。

但赵翼没有回答的是——司马迁为什么略过了他？

班固在《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为吴芮补了传。虽然只有寥寥二百余字，但信息量不小。开篇便交代：“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心，号曰番君。”这十七个字，其实是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中顺带提到的话，班固将它作为传记的开头。

班固还收录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刘邦的诏书。汉高祖五年，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时，下了一道诏：“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

特别要注意的是诏书末尾那句话：“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忠”——这是刘邦对吴芮的最高评价，且要求“定著令”，写入国家法令。这种恩宠，在汉初异姓王中绝无仅有。

班固还记录了吴芮家族的传承：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传国五世，直到后继无人。在汉初剪除异姓王的血雨腥风中，长沙国是唯一善终者。

班固最后还补了一笔：“初，文王芮，高祖贤之……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吴芮不仅自己封王，庶子也得封列侯，恩荫数世。

班固的补传，让这位被司马迁一笔带过的人物，最终获得了在正史中应有的位置。

司马迁为什么不给吴芮立传？

司马迁为什么不给吴芮立传？史学界对此偶有探究。日本华裔史学家陈舜臣在《观风：陈舜臣说中国文化与精神》中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司马迁不为吴芮立传，并非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吴芮的功绩属于“无法置于台面之上”的那一类。

陈舜臣有一个判断：司马迁是冷静客观的历史记述者，“不管被记述者身居何职，他只为值得立传之人立传，而对那些功德不足以记述之人，则断然略过。”他举了一个惊人的例子：司马迁连汉惠帝的本纪都没有写，《吕后本纪》直接接在《高祖本纪》之后。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王？

陈舜臣进一步推测：“恐怕吴芮是在幕后立下了赫赫功绩，只是此等功绩无法置于台面之上，也就不能载于史册之中。”

这话说得含蓄。细读《史记·黥布列传》，会发现一条线索：英布原是江湖亡命之徒，率七千人投奔吴芮，吴芮“以女妻之”。陈舜臣解读道：“对方是逃犯，若无绝对过人之处，吴芮定不会将女儿托付于他。”吴芮就像“出借商业资本一样，将兵卒借与黥布”，英布是他的代理人。项羽分封时，英布封九江王，吴芮封衡山王，翁婿二人分守大别山东西，成为项羽淮南的两扇大门。这背后，是吴芮在运作，而非冲锋陷阵。

也就是说，吴芮的功绩，不在战场，而在幕后。

但这样的功劳，在司马迁看来，或许不够“传奇”。韩信胯下之辱、英布黥面称王、彭越渔猎起兵，哪一位的经历不是跌宕起伏？吴芮呢？秦朝县令，起兵，嫁女，封王，善终。太顺了，顺到缺乏戏剧性。他甚至连死都死得平淡——受命平定闽越，途中病逝。

也许还有一层更隐微的原因。司马迁对汉高祖剪除异姓王，持何态度？韩信、彭越、英布，一个个被诛灭，太史公的笔触里，分明有同情。而吴芮呢？他是唯一善终的异姓王。班固在《汉书》中解释：“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

“不失正道”——说白了，就是懂得夹着尾巴做人。

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时，吴芮主动调整封地、裁减军队，以示忠心。这种明哲保身的智慧，在司马迁眼中，或许算不上“奇节”。太史公欣赏的是悲剧英雄，是宁折不弯的刚烈，而非委曲求全的柔韧。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吊诡。司马迁没有为吴芮立传，恰恰说明吴芮的“成功”——他成功到让史家觉得没什么好写的。那些轰轰烈烈的，都死了；而活下来的，却沉默地隐入史册的缝隙。

范仲淹续写《番君传》

司马迁欠吴芮的传记，千年之后，被另一个文学大家范仲淹补上了。

北宋仁宗年间，范仲淹知饶州。饶州即古番阳，吴芮起家之地。范仲淹拜谒吴芮祠，写下了一篇《番君传》。这篇传记，弥补了史书对吴芮为政之德的缺失。

范仲淹笔下的吴芮，开篇便勾勒其人：“番君，姓吴名芮，字质成。丰姿俊伟，度量渊浤。自少不群，有大人志，好读书博古，日记三百言不辍，所嗜长以章奏。”（番君姓吴名芮，字质成。他容貌英俊伟岸，气度深沉宽广。从小就与众不同，怀有远大志向，喜欢读书研究古代事物，每天坚持背诵三百字，尤其擅长奏章写作。）“日记三百言”在当时是惊人的记忆力，一个少年早慧、气度不凡的形象跃然纸上。

关于吴芮为政，范仲淹写道：“起秦第，任饶之鄱阳令。专尚宽厚，与时如春。鄱多水，潦涝连不收，君独任其咎，表奏三次，俱可恩育……方秦毒天下，吏亦乘之而毒其民。存者嚣然，咸思覆秦杀吏。独鄱阳令而以其心体下，饥者赈之，寒者恤之，老者养之，强者抑之，弱者扶之。得江湖民心，号曰番君。”

这是理解吴芮的关键。秦朝暴政，天下官吏乘机虐民，唯独番阳县令吴芮以心体下，赈饥恤寒，养老抑强。他之所以能在乱世中保全一方，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民心。范仲淹特意点出“独”字——在秦末遍地杀吏的狂潮中，吴芮是那个例外。

关于吴芮的部将，范仲淹也做了补充：“有首将山童，知勇与俱，仁义方亚，跣足行蹊，日过百里不劳；副将梅鋗，力胜千人，勇过三军，恩达下士。”梅鋗在《史记》中偶被提及，山童则不见于正史。范仲淹可能依据的是饶州当地的传说或祠庙碑记。

关于吴芮助汉之功，范仲淹写道：“项王与汉决，先君进梅将军助汉入关，得王长沙，昭封王侯者五世，功著汉令。”寥寥数语，点明吴芮的关键抉择——派梅鋗助刘邦入关，以此得封长沙，传国五世。

文章最后，范仲淹发了一番议论：“虽然仁义之行，如桴鼓之影响，随施随答，不亦宜乎。番君以是行之一邑及郡，终应天下人乐趋顺抑，何刑驱势迫者哉。是知，人心之不可拂，天理之不可违者，此又见孟子之言为可试哉。”（仁义之举，如同击鼓应声，施恩必获回报，这不是很自然的吗？番君将仁义从一邑推行到一郡，最终顺应天下民心归附，哪里需要严刑逼迫呢？由此可见，民心不可违背，天理不可抗拒，这也验证了孟子的话是可以实践的。）

“仁义之行，如桴鼓之响”——范仲淹将吴芮的成功，归结为仁义的力量。这不是虚言，而是从番阳一邑推及天下的道理。吴芮以仁德得民心，不需要刑罚驱迫，天下人自然乐从。

范仲淹写《番君传》，不仅仅是补史之阙，更是在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在吴芮身上看到了“以心体下”的为官之道。他迁吴芮祠于州治西侧，亲撰传记，是在为后世树立一个榜样。

历史的拼图

司马迁、班固、范仲淹，三位相隔千年的文史巨匠，共同完成了吴芮的历史拼图。

司马迁虽然没给吴芮立传，但在《黥布列传》中留下了线索；班固用正史为他补传，收录了刘邦“长沙王忠”的诏书；范仲淹则以地方官的身份，记述了吴芮为政之仁，补上了正史缺失的德政细节。

三块拼图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看清吴芮的全貌：秦末暴政中，他是那个“独以其心体下”的县令；楚汉相争时，他是那个在幕后运筹的衡山王；汉初剪除异姓王的腥风血雨中，他是那个因“忠”而得善终的长沙王。

更耐人寻味的是后世对吴芮的追念。南宋绍兴六年，岳飞奉诏赴杭州，途经鄱阳，特地到番君庙凭吊吴芮，在神像前题联：“机关不露云垂地，心境无瑕月在天。”一个“机关不露”，道尽了吴芮的生存智慧。而这位写下“靖康耻，犹未雪”的抗金名将，或许在吴芮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气概。

司马迁欠吴芮的传记，历史用另一种方式还了——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跨越千年，共同完成了这幅画像。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

2.班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3.范仲淹：《番君传》；

4.赵翼：《廿二史札记》；

5.陈舜臣：《观风：陈舜臣说中国文化与精神》。

刘建海，地方文史工作者，诗人，作家。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