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困而知之”是“田园宰相”王憨山常用的一方印，是他勉励自己在面对困境和挫折时，通过反思和领悟来获取知识和智慧的方式。正在湖南美术馆展出的“‘困而知之’——纪念王憨山诞辰100周年特展”，集中展出了王憨山生前创作的150余件美术精品和艺术文献，全面梳理、展示了画家的艺术历程和艺术风格。红网文艺同期推出系列名家评论，向老一辈艺术家致敬。

王憨山作品，《小鸡出笼》。

欢迎王憨山

文丨聂雄前

王憨山是一位“老农民”。“老农民”王憨山以72岁高龄，挑着装满画的红溱木箱要来深圳美术馆搞画展了。

深圳这座摩登的城市，会给这个乡土画家以怎样的脸色？我心里暗暗担忧。在深圳美术馆和博物馆，我曾目睹好几个水平不俗的画展门可罗雀，对于憨山老人的画展，我没有任何理由抱以乐观的期待。但是，我仍然想把我对憨山老人的了解写出来，希望迪座城市欢迎他。

湖南省双峰县龙田乡，是我和王憨山共同的故乡。尽管同乡，但在1987年以前，我不知道有王憨山这个人。1987年夏季吧，我看到《湖南日报》发了一篇报道，讲家乡发现了一位“画艺出众的农民画家”，我有点吃惊，但也没怎么往心里去想。到1988年，看到《美育》杂志上有这位“农民画家”王憨山的两幅画，才真正如遭雷击，大有“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之慨。

与许多文人骚客不断美化咏叹自己的故乡相反，我一直视湘中丘陵地区是一个平庸的所在。它既无湘西崇山峻岭的陶冶，又没有湘北浩瀚洞庭的滋润，那里的人就少了许多大气。俗话说地灵人杰，在惟楚有材的湖南，湘中地区一直称不上是人文荟萃之地。这里的人要想在这满目的丘陵中峥嵘尽露，非得要有对这里平庸地理和平庸民风的超脱。每一代每一朝都有好多好多湘中人走出丘陵，好多好多人都淹没在别处，因为他们有走出丘陵的欲望却无力摆脱丘陵的平庸；好多好多人中总有那么几个，用别处的光亮驱散了自己对故乡的失望，用自己对故乡的超越精神超越了别处，于是，那么几个人就长成了一座高山，长成了一座令地灵人杰之乡也怅然仰止的高山。

王憨山虽然有过少年时代就读南京美专师从高希舜、潘天奢，青年时代加入人民解放军担任宣传战士的经历，但毕竟30岁以后的日子全在双峰度过。在那个平庸的地理环境里，在那个封闭到语言连地道的湖南人听起来都要紧皱眉头的地方，他怎么就画出了这么好的画呢？在1988年看到憨山老在在杂志上发表的两幅画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寄两乡画的照片和一些个人资料给我，想好好介绍介绍，表达一个乡里后学的心仪。

没有收到回信。到1991年和他见面后才知道，他的画极少照相。这期间，憨山老人在长沙搞了一次规模很小的个展，颇有一些轰动效应。而使我牢牢记住的是，莫应丰对王憨山的知遇之情。众所周知，莫应丰是著名作家，却极少有人知道，莫应丰在书画、音乐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因此，在湖南有“三湘多才子，莫公子王”的说法。据说，莫应丰在看了湖南省文联美协的画家从王憨山家里拿来的画后，极为吃惊，去双峰乡下与王憨山同吃同睡了一个月，并发誓要为王老写一本传记。我到省文联工作时，莫应丰患癌症病危，王老坐7个小时车到医院看他，莫应丰握住他的手不住流泪，说：遗憾！遗憾！如果多活一年，我就定您。当时情景，好多人都看到了。我听了目睹者的传说后，一下子就感到莫应丰在我心里的分量加重了许多。

1991年元月，我和王憨山在双峰县见了第一次面，最实在的感觉就是画如其人。当时谈过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但在玉成我和王老会面的那位朋友——当时任县委组织部科长的口里，我知道，王老的画已经身价百倍；县里要去批什么项目，要什么拨款，就带几幅王老的画去。对于老实巴交、憨里憨气的王老来说，不愿做也得做。而我却再一次对故乡深深失望，我知道，在那个平庸的乡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活得有多么艰难。

1991年9月，王憨山挑着他的红漆木箱到了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接受最离水平的检阅。蜗居双峰乡下近40年，他对自己的画也并不自信。但出人意料的场面出现了：首先是国画系的学生来探风，后来各系的学生便接踵而至，一天比一天人多。九月中旬的那段日子，美院教授碰到教授问：“王憨山的画展你看了吗？”学生碰到学生也问：“王憨山的画展你看了吗？”以往该院陈列馆的一般画展，教授们难以光顾的。顶多国画系的看看国画展，油画系的看看油画展。这次，不管是国画系，还是油画系、雕塑系、版画系，教授和学生都几乎全部出动。许多教授（包括靳尚谊院长）几天之内接连看了两次三次。比新闻媒体更厉害的口碑，召来了京城无数文化名流，早年与刘海粟同过学的诗人艾青来了，叶君健、杜高来了，因病闭门谢客的王朝闻在听了传说后，也打来电话，约王憨山带画的照片去他家观赏。在看了王憨山的画照后，更说出一段惊世骇俗的话：“不必说你比齐白石高，也不能说齐白石比你高。每人有每人的长处，各人要发挥各人的长处。”

王憨山的画展在中央美院展出，用该院周建夫教授的话讲，是“好像一股大风来了，一个很大的声音来了。”广军教授认为：“憨山先生话不多，但画里的话多。他的传统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主小岑教授认为：“这是高层次的东西。低层次的人不一定喜欢。但一个国家需要，否则就没有文化了。像陈景润的数学，多少人懂？没有行吗？”几乎每一个教授都有赞誉之辞。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钱绍武教授在画展完了后，还给双峰县文联领导写信：憨山先生是国宝，望能注意他的身体。殷殷爱才之心溢于言表。王憨山是个“老农民”，是一个当时已有67岁高龄的“老农民”，他在京城得到这些盛誉无疑是不容易的。但是，在我看来，憨山先生的画并没有被提到应该提到的高度，这与他自己偏居乡村一隅有关，也与艺术界特别是美术评比界麻木和跟风有关。

王憨山画花鸟虫草，在许多当代人的观念中，花鸟虫草不过是小玩意，是生活的点缀而无现实的意义。殊不知，在中国绘画史上，晚明至清代这一段的写意花鸟是最有分量也最富有中国艺术精神的。中国画是从人物画开始的，但历史上许多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之流，或追求给条匀称紧挺，或追求设色富丽融洽，或追求神貌逼真鲜明，都具有很高艺术成就，但总的来说，他们笔下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倒是山水、花鸟画更有可能比较曲折地展示画家的内心世界。

花鸟被画家的激情生命充溢的情景，首先在徐渭身上展现，这位尝偏人间苦难“九死九生”的奇士狂人，第一次用纵放的笔墨使花鸟注人淋漓的悲剧意识。接着是朱耷，皇室后裔的亡国之痛，使他只能在一些孤独的鸟怪的鱼所组成的残山剩水中寄托哀思。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和后来的“场州八怪”，承续着中国画中这一极富艺术张力的花鸟传统，给国人留下了一个秀美以外优雅以外圆副融以外的艺术空间。

齐白石在这个序列中出现是一个奇迹。“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指徐谓、朱耷、原济）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的齐白石，他不相信艺术是士大夫的专利，他使士大夫从此不敢轻视乡野草民。他拓展花鸟画的疆域，更给花鸟画带入了一股清新健朗的乡土之风。齐白石以近百岁的高寿作古于1957年。他的艺术生命化作了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在他的身后，花鸟画沉寂了整整30年。

在这30年间，花鸟虫鱼成为资产阶级意识的表征，更有画梅必枝枝向上不然谓“倒霉（梅）”，画竹必节节拔高不然谓“墨竹”的一套公式，使无数花鸟好手荒废技艺远离传统；到八十年代，商品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花鸟画家的媚俗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宝贵牡丹、年年有鱼、长寿蟋桃，不仅随落了画家的人格，更堕落了花鸟画传统中那种乡土家园之思、冰清玉洁之梦、安贫乐道之忧。早几年兴起的新文人画也不无求新求变之意，但它又成为一种时髦，也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偷一点古人的笔墨和意趣，化一点现代人的解嘲和牢骚，做作的成份居多，真情实感嫌少。

如果不是王憨山出现，中国画中最富有分量的中国艺术精神的花鸟虫鱼一脉就不可避免地在齐白石身上打上了终结号。王憨山生于乡村，长于乡村，未受任何污染，只有对传统的执著，只有对土地的执著，因而成就了他艺术创造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他笔下的花鸟虫鱼，天趣充盈，生机勃发，生动表现出大自然雄强的生命力量，没有丝毫搔首弄姿矫揉造作之态。他作画笔墨简练，挥洒自如，重墨重色，显示出十足的分量；构图奇崛，大虚大实，疏密有致。他画游虾，不像白石老人那样着力于表现晶莹圆润的肉质，浅水嬉游的悠然，反变为坚硬挺拔、翻江倒海的峥嵘意态；他画苍鹰搏击长空，如挟风带雷之势；他画斗鸡，姿态雄强，力的表无可束缚。这是一个强力弥满的艺术家局促于泥涂之中，仍存“直上九万里”的高远志趣。

以我浅陋的学识和见识，窃以为王憨山已处在中国花鸟画杰出画家序列中最后一个点上。这不仅因为花鸟画在新时期以来流于俏丽轻弱纤庸少骨，更重要的是造就花鸟画的农业文明背景正在失去。我们所处的地渡性世纪，已使地球上最后一片完整的农业文明风景逐渐变为记忆，工业化的进程最终会使城市作为现代艺术家的家园。想一想，到哪里再去找寻王憨山“细数游鱼过半百，清闲一辈要无能”的闲话，到哪里再去找寻王憨山“写得一架青瓜卖，市面菜价贱如泥”的达观，还有“秋来颜色红胜火，未受春风一点恩”的自傲和“沧海涌虾君莫笑，万里烟波笔底生”的自雄呢？在花鸟画的农业文明背景失去之后，在花鸟画家的情趣乡野和乡野情趣失去以后，王憨山的艺术再也不可能复现了。

王憨山的艺术创造是正在式微的花鸟画艺术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跨入工业文明门槛的深圳人，看看王憨山的画展，无疑是对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一次深情回眸，是对故乡和童年的一次温情打量。既然王憨山这位“老农民”在受邀去台湾举展前，选定深圳作考验现代人趣味的考场，那么，我们不应让他失望，就像我们不应让我们的父亲在城市感受隔膜与陌生一样。

（原载《深圳商报》1996年6月20日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