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定龙/摄

夫夷江畔的难忘记忆

文/肖凌之

金秋时节，我高中学习阶段的母校之一新宁一中发来了邀请，希望我于10月5日给在岗的老师和在读的学弟学妹们讲讲我求学与成长的经历。

接到这个邀约，我心中有点复杂，既感激，也欣慰，又羞涩，还惶恐。说感激，母校对一个学子的关注，不仅只是学子在母校的时光，还在他走出校门后的全过程，母校总是对我厚爱有加。说欣慰，既为自己欣慰，母校希望我去讲讲我自己，至少说明，离开母校后的几十年里，直到现在，我还算是一个正面典型，虽没有给母校增了多少光添了多少彩，至少没有让母校蒙过羞，可能我某些方面的表现确实可以激励学弟学妹们的健康成长；也为母校的现任班子欣慰，他们注意利用榜样的力量去引导在校的学生奋发向上，很值得点赞。说羞涩，我的故事属于我个人，不太好示人，也不值得大庭广众讲，再说走出校门后比我闯荡得好的学子们多的是，他们的故事甚至比我更精彩、更感人，更具有励志性和启发性。说惶恐，我生性就有点木讷，不善于口头表达，即便鸭子被赶上了架，恐怕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辜负母校对我的期待。

经过思想上的斗争和权衡，我还是胆量战胜了顾虑，勇气压倒了其它，欣然接受了母校的这番美意。

哪知道从接受的那一刻起，我的脑海连续几天都是我在新宁一中求学时的一幕一幕，那样的清晰而亲切。

那是40年前的事了。那时的母校，没有现在环境的优越，也没有当下的设施先进，但简陋而又不失丰富，简朴而又不缺雅致，庄重而又充满活力。于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她是我进大学前的集中操练营，是我迈向更高层级的迎考场和护送站，是我走向广阔人生的极其重要的出发地。

那时的新宁一中，不是现在的新址古田牛形山，而是位于金紫岭脚下清澈的夫夷江的西岸边，是晚清时期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后花园，古色古香中夹杂着新的容颜，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政府的保护、整理、补充、完善而成的新宁学子的最高学府。

她只有一个简易的红砖建筑的校门，大概就是五米高左右，上方横塑了“新宁一中”四个大字，大字上方有一凸起的横隔，横隔上方是左右各一个直立屋顶式的红砖垒砌的砖柱拥着一块弧形平面，平面的正中塑有凸起的一颗大五角星。校门与县城街道兼通往邵阳的公路相联，相距也就是二十来米。通往校门的道路两旁，各栽有一排两三米高圆锥状的柏树，笔挺笔挺，整整齐齐，犹如两排威武挺立的哨兵，守护着整座校园，亦犹如两列礼仪队，欢迎和注视着学子们的出出进进。校门镶嵌着两扇漆红的大木门板，学生上课和晚寝时门板关着，但在一扇中留有一页小门，供人们的平常进出。这校门看起来虽然有些陈旧，但从远处端详，还是很有标志性，也有庄严感。

从校门进去就是一栋留有通往深处过道的主体教学楼，过道楼上和左右两墙的隔壁就是上课的主体教室。教室前面是左右两个球场，一个用来打篮球，一个用来打排球。右球场边是两栋学生寝室，一栋是男寝，一栋是女寝。从主体教学楼通道往前走，沿着两列翠柏护着的路径直往里五六十米，就是学校办公兼青年教师备课与住宿的四层楼高的综合楼，楼的右前方栽种了几棵古玉兰。再往里走，则是或由长廊连着、或单独成栋的几座青砖黛瓦的平房，长廊边是几棵苍劲的罗汉松，那里也有教学用房，抑或是资深老师备课与生活加住宿兼用的地方，也是教工食堂、学生食堂和室内体育活动场的所在地。那几栋青砖平房之间和之后的空地，除了有过道的有机相联，就是几片绿意葱葱的橘子园林和一个简易的室外运动场。贴着校园最北边的围墙处，是男女分开的一座公共厕所，还有两口鱼塘，鱼塘边上斜斜而又顽强地长着几棵上了年纪的大樟树。

1983年9月，我来到了学校的文科复读班，排序为新宁一中90班。由于教室的不够用，我们这个班便占用了校园深处的那个简易的体育活动室，与主体教室相隔两三百米，但离学生和教工食堂却只有百步之遥。

学校条件虽说很简陋，但学习氛围很浓厚。老师上课很用心，很用情，也很严厉，一门心思只想多培养优秀学生；学生学习很专心，很刻苦，也很紧张，一门心思只想学到真知识，考出好成绩，考上好大学。

春天，校园里成片的橘树开着星星点点的小白花，煞是好看，蝴蝶飞舞，蜜蜂嗡嗡，香气扑鼻，沁人心脾，与学子们的求知欲望和校园的书声琅琅，混搭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别具一番动人的景色。

课余时间，我和一些同学特别喜欢钻进那馨香的橘园里，要么朗诵英语和语文课文，要么背诵历史、地理和政治知识，一边享受着橘花芬芳的浸淫，一边吮吸着知识的营养。

夏秋的黄昏，我总喜欢走出校门，邀几个同伴，手拿着课本，到东墙外的夫夷江畔去漫步，要么就所学的知识开展你问我答，互相提示，互相激励，要么望着南来北去的夫夷江水和对面巍峨的金紫岭，思古之幽情，想未来之美好，或是捡拾起身边的碎瓦片，往夫夷江的水面玩“漂漂”。待到蛙鼓齐鸣，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校园和教室，投入到学校的晚自习。

那一年，我20岁，为了明志，我把我的名字由“顺碑”改成了“凌之”，20岁里饱求学，20岁里迎高考。功夫没负我，运气没亏我，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本科院校，垫高了我往上攀登的台阶，开启了我新的人生天地。那一年，无疑是我辛苦的一年，但却是我人生迎来华丽转折的一年，值得我一生去记忆。

那些当年给过我恩惠、教过我知识的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也随着我的记忆便一个一个地鲜活起来。

1983年9月至1984年6月，那是我背水一战，毫无退路的9个月，是我谋取人生蝶变的9个月。与其他同学不同，我是一名特殊的学生，是1979年应届高考即考取中专的理科生，是当了两年中学公办老师又来复课迎考并跨入文科的新生，是奋斗目标为本科院校的一名“愣头青”，既是中途插班生，又是从工作岗位走向教室的回读生，还是年龄大一两岁的年长生。我的这个选择，是不安于现状的选择，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选择，结局如何，很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我只能去一门一门功课学扎实，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不能出现意外的万一，不然，对我个人来说，只能等着被人看笑话，过上难以抬头的日子。

刘孝桐先生，特别理解和支持我。他是我1979年在黄龙中学高二年级读书时的化学老师，那个时候，他在我心目中特别威严，看到不顺眼的学生就严厉批评，但他心地十分善良，真心关心每个学生的成长。后来，他被选调到新宁一中，先是继续当化学老师，后提拔为教育局副局长和副校长。我进一中复读文科，他虽不直接教我课，但积极为我创造安心复读的条件。他不让我与其他同学一样住集体寝室，而是腾出他在一中的备课兼卧室用房给我，他自己却每天下班后步行几华里到师母所在单位——县苗圃场去住；他还担心我学生食堂吃不惯，就安排我在教工食堂就餐。

邓清泉先生，我的政治课老师兼班主任。他教政治课，有套路，有方法，注意重点内容的突出，注意时事的跟进，讲究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教我们如何去解答政治简答题和论述题。他精明能干，反应快，对待学生总有一颗热忱的心，但要求严格。大概是因为我年长，又来自于教师工作岗位，他对我的鞭策毫无商量，利用班主任的特权，委任我作了全班的班长。他的这一做法，既是对我的看重，也把我向好向上的发条紧得满满的，可谓是釜底抽薪，弄得我毫无退路。

李茂先生，我的语文老师。他上课总戴一副眼镜，脸庞瘦削但轮廓分明，常穿一套灰色或蓝色中山装，给人的印象严谨而又文气十足，十分的儒雅。他的教学从来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每一堂课都做了认真的准备。他在黑板上的板书，有板有眼，一手粉笔字，既清秀，又遒劲，给人的感觉，简直是一种书法艺术的享受。听他讲作文，特别有收获。我有几篇作文，他在课堂作范文推介，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信心。他还喜欢自己写些诗词，并不时有作品在刊物上发表，让我们佩服得不得了。

肖健智先生，我的数学老师。他的教学水平全省闻名。他个子不高，走起路来却抻抻敨敨，充满着精气神，拥有满脑子的智慧和学问。他的教学语言，洪亮、干脆、周密、精炼，没有多余话，并且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和穿透力。每听他一堂课，就是一次严密的思维训练，让人体会分析、综合、推理、推断等思维的无限魅力，享受投身其中的无穷乐趣。听他的课，根本不会走神，也不会有半点的困倦。

郭先莲女士，我的英语老师。她的教学就犹如她的衣着打扮，干净、整洁、精致、讲究。她爱每一位学生，就像一位母亲爱着自己的每一位孩子。那时还没有旅游的概念和习惯，在一个星期天，为了舒缓我们备考的紧张，她居然组织我们男同学骑四处借来的单车去游览还养在深闺的崀山，观赏那美得出奇的丹霞地貌。她不会自己骑车，但她格外信任我，选择搭我的单车。游完后，在崀山街头的一个饭铺里，她掏钱请我们吃刚从小溪里捞上来的小鱼。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旅游观光，也是我平生吃过的最香最甜的一顿新鲜小鱼。

李有才先生，我的历史老师。真如他的名字一样，他真的有才。人刚中年，却头发花白。他没有身份的讲究，还在校门口协助妻子兼守着传达室和敲击上下课的钟声，为学校分发报纸与信件。他知识很渊博，说话很风趣。他讲授历史，泾渭分明，纵横清晰。他还教了我们不少记背历史知识的巧妙方法。那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署的历史年份，是1901年，我怎么也忘不了，就是缘于他那“以酒淋衣的人肯定心丑”的谐趣表达。在他的课堂上，我不仅能看到历史的风云，听到远古的声音，而且总能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罗德先先生，我的地理老师。他为人十分坦诚，把学生当朋友、当伙伴。因有统战背景，他还兼任了县政协副主席。他的个头也不高，但却多才多艺，会作曲，会唱歌，会绘画，一生十分勤劳却饱经沧桑。他居然曾向学生身份的我坦言，他会的东西很多，但没有一门是精的，就缘于他希望捉住一棵树中的所有鸟，结果一只鸟都没有抓住，于是他告诫我，学技艺一定要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除了“博”，一定还要养就一门“专”。他不仅声情并茂地教我们地理知识，还在课余教我们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阿里山的姑娘》和《在希望的田野上》，让我们的迎考张弛有度。

还有当时与刘孝桐先生是邻居，当然也是我的邻居，后来当上校长的邓昌连先生，当时的学校党支部书记段怀基先生、校长吉吾伦先生及总务科老师张建芝、李翠兰两位女士和许多我不知姓名的老师与前辈，为我的复读，不是提供这样那样的便利与条件，就是给予这样那样的支持与温暖。

现在，时光已过去了40年，这些老师，都已光荣退休，而且有些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人品师德却永远印在我的心田，融进了我的血液。我终身记得他们，感激他们。

真要感谢母校新宁一中给我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回望了一段我的人生起步之路。而今，我虽已年届花甲，但想起这些鲜活的形象与画面，我仿佛又找回了年轻的我。我想，在给学弟学妹们的演讲中，我不能忘了这些生动的内容。

肖凌之，笔名石川，一个曾在繁忙的机关工作之余还坚持写作的公务员，中国作协和湖南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旅游报》《湖南日报》《新湘评论》《湖南文学》《湘江文艺》《文艺生活》等报刊，著有随笔集《人生如字——谐音字趣谈》（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