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深处探视生命的辉光

——刘兆印诗歌评论

文/陈啊妮

刘兆印对诗歌的热爱是沉浸式的，即诗歌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他接触诗歌较早，后在创业浪潮中暂离笔墨，近年又重拾诗心，这种类似“出走与归来”的人生轨迹，其本身就是极具诗性与当代性的精神历程。诗歌为他预留了空间，而他内心也从未真正离开过诗歌，他的回归和对诗歌的认领，其意义不在于个人创作生命的延续，而是历经世事沧桑后的审慎与执着。必须说，他的诗学构建是独特的，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深沉的美学品格，从他陆续发表的诗歌看，我们既能从中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悠远回响，又能辨识出现代主义诗歌技巧的鲜明烙印；既能触抚到楚地山川的湿润，也能聆听到当代人精神困境中的叹息。

诗人立足于湘南永州这一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地理空间，历史上的永州，曾因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域符号，所以他的诗歌，天然携带着这一文化基因。然而，诗人的聪明处，在于没有简单重复古典的山水书写，而是将之转化为当代意义的精神原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语，重新激活了久蕴其间的文化能量。如《峭人》这首诗，以“水汲江”为观照对象，以极具张力的意象群，向我们展示了它的立体形象，让“水汲江”和“石矶”具备了人体的温度和情感，借用拟人化与物态化的交织，体现了诗人对语言的高度敏识和意象的从容堆叠。如描写“矶石”的一段：“它伫立，暗运静默与远目/拍檐脚水蚀的回忆/接雪山的浸凉，也承溪流的婉转/携远古的方言，也和当世的语音/在寂寞无人的夜晚，与自己对话”，诗中“一苇渡江”的典故，暗合了禅宗公案中“一苇渡江”的达摩意象，又令人不由得联想到苏轼《赤壁赋》中“纵一苇之所如”的旷达。所以，刘兆印诗歌的精神“起点”深受古典诗意的召唤，与历史纵深是一种精神对接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善于将寻常景物自然提升到一定的哲学高度，如“石矶冷峭，它暗怀攀爬者余绪——/记得每一个，坐过它的人和他离开时的踽踽背影”，石矶在此作为记忆的载体，成为“亘古不灭的人证”，地理空间彻底被历史化和人文化，体现了瞬间与永恒的交织。

时间，在刘兆印的诗中是核心而复杂的主题。面对“逝者如斯”的传统时间观，诗人提出了独特的“反驳”：“在这里，时间不是逝水，是绵长的凝视”（《峭人》），此一命题，标志着诗人时间意识的现代转型，即从线性流逝的时间观，转向空间化和凝滞化的时间体验。《静坐水汲江》更是这一时间诗学的集中表达，他于秋日独坐江边，感受到的是一种时间的层叠与压缩：“端午的涛声泣若《离骚》，隔着远秋/求索的步伐，至今未歇”，诗中，端午与远秋，古代与当下，在涛声中获得了“同时性”，而“岸树随风懵懂萌动，若击天之手、问天之枝”的意象，写得很大气，诗人在此将屈原《天问》的精神传统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自然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眼中的秋景，也因此充满时间之悖论：“一枚柿果，向我献出秋日全部的浓艳和萧瑟：/浓艳是燃尽的火；萧瑟/是火烬里未死的心，藏着明年的春暖花开。”在此，“浓艳”与“萧瑟”并非简单对应，而是生命循环中的两个阶段：“燃尽的火”与“未死的心”的辩证，揭示了死亡与重生、消逝与孕育的内在关联。也可以说，诗人的“时间观”也是“生命观”，终点未必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的“轮回”。在《静坐水汲江》中，时间的“周而复始性”在诗的结尾处得到了形而上的升华：“独立于——这片/枯荣交替的土地上，/云与江河的注视中，/风沙与心火淬炼的生命里——谁不燃尽自己？/为一枚果实。”即将个体生命置于“枯荣交替”的自然节律与“云与江河”的宇宙视野中，燃烧自己绝不是悲情毁灭，而是“一枚果实”的必然呈现。因而，刘兆印的时间观和他的生命观是一体两面的，既有东方哲学的圆融，又有存在主义生命方式的抉择。《夜读柳宗元》这首诗，则是具体化为历史个人的生命体验，诗人以“无雪之冬”对应“八零五年的长安，雪很大、很厚”，于气候的“错位”中感受历史寒意，诗中“幸运的老渔翁/轻轻地一挥杆//雪崩了/心中雪落满永州”一句，堪称神来之笔，将个人精神困境与历史记忆缝合，体现了静默与运动的意象辩证。

诗人无疑是活在当代的，但他思索的触角是延伸至历史时空的，如《登永州塔》这首诗，就将地理诗学一把推向了历史对话层面，气魄很大，也很果决。诗人站在白石山巅，面对“山生塔，塔凌空”的当代景观，思绪却调转至千年之前：“他从白石山出发，走向零陵古城。/当初那一瞥，凝成后世度他之筏，/带着未酬的壮志，自大唐长安而来。”这里的“他”无疑是那位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永州、在此写下《永州八记》的柳宗元。诗人写的是历史，抒发的是现代思考，或是历史在现下的沉思。诗人以“度他之筏”形容柳宗元的永州之行，既暗示了被贬谪的无奈，又彰显了山水对精神的救赎意义，而“可白石山只认出当初的雪，/没有认出他”一句，则在历史的错位中道出了物是人非的苍凉——山依旧是那座山，但那个“载着孤直的骨节与笔墨的锋芒”的诗人，早已消逝在时间深处。当然，刘兆印并非抒发一种悲凉之情，或替柳宗元鸣冤，历史之走向或那个时间节点上的人物命运，整体应该符合一种难以抗拒的规律，所以他话锋一转，从历史的雪光转向当代灯火：“一条沿江风光带，牵城入夜，/两岸灯潮如瀑，/似应答，在他旧梦暗处逐一亮成星斗。”从“雪”到“灯”，仿佛时空之穿越，或两个时空的温柔碰撞。可以说，刘兆印作为诗人，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身上明显带着那个时代的姿态和韵脚，但语言是现代的，思索更是现代的，这种将个人创作抱负与历史文脉的延续紧密相连的诗歌态度，既是一种文化担当，也是一种文化良心。

刘兆印的亲情诗，读来令人感动。《父亲》和《母亲》这两首悼亡诗的独特之处，在于诗人没有将亲情书写局限于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是将父母的命运置于民族近代史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凸显出两个有代表性的生命形象。《父亲》一诗，以惊人的语言强度，刻画了一个衰老、失意但顽强的形象，其中不乏近乎“残酷”的生理细节的描写，体现了诗人的语言驾驭力，如：“母亲常梦见，父亲做童工/在周剥皮家，赤着脚踏得雪地咔咔作响，/声音让她惊起——/在林间，他与牛羊相拥，/在静寂无人的雪夜，/把双足伸进灶膛，把灶台梦成一对温暖合脚的新鞋”，建立了令人心碎的特殊张力。当然，诗人依然没有忘记历史背景的代入，如“山河破碎，日伪猖狂的年代”等。《母亲》这首诗，则偏重于女性身体在贫困与劳作中的承受与坚韧，如“时间的笔锋无情/一歪/把红粉碾成褶皱/把青丝编成乱发”，“笔锋”一词，既是时间的隐喻，也是“暴力性”历史的书写。诗人通过对双亲的书写，凸显的并不是血缘性亲情，反而通过保持复杂的情感距离，烘托了“中国式父母”的形象，为此，诗人倾注大量笔墨，保持了一个观察者的冷峻审视，也正因为此，那些尖锐疼痛的词，才得以跃然纸上。诗人写的，显然不是理想化的父母，而是具体的、典型的、有缺陷的、在历史重压下弯曲变形却能奋力生存的生命体——如民族一样的命运。

《自画像》一诗则是诗人自我存在的哲学审视。这首诗，以维特根斯坦的“虚构墓志铭”开篇：“告诉他们，我这一生过得很好”，在语言的边界上，提出了真实与虚构的永恒难题。诗人追问：“铭文是我想要的画像，还是墓碑/成了我空无的归宿？”，可以说，这一追问，将存在主义的核心焦虑，即自我认同的危机、死亡意识的迫近、意义世界的崩塌，推向了前台，同步也推向了读者面前。然而，诗人并未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比如在诗的结尾，那朵在坟头“无声绽放”的小花，那声“喏，您好！”的问候，以及那块“被恶魔篡改了铭文的墓地”的告白，都在死亡的终极境域中，保留了生命最后的倔强。尽管“那个人，正窒息于洪流，掂量时代的轻重”，但这种“掂量”本身，我的理解，也是一种抵抗的姿态，是一种在洪流中保持清醒、在虚无中寻求意义的可贵勇气。

综上，刘兆印的这组诗深深感染、也深深撼动了我。他的语言风格，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混杂性”，即古典诗词的意象储备与现代主义的修辞技巧并存，生活语言的鲜活质感与哲学思辨的抽象高度交织，抒情的流畅与叙事的断裂交替出现，我想，正是这种语言的“不纯”，恰恰构成了其诗学个性的核心标识。我所知的，诗人仍在潜心于自我诗学体系建设，相信这是一条长路，但一定能走得通的“未尽”的路。他势必将保持生命实践的本真形态和精神探索者的存在尊严，保持对历史的不断追问并从深处探视生命的辉光。

陈啊妮，中国化工作协会员，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作品在《诗刊》《诗潮》《星星》《扬子江》《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延河》等百余家期刊发表并入选多部选本。获第三届《油脉》文学奖。著有《与亲书》（合集）。居西安。

刘兆印，1973年生。1996年《湖南文学》发表处女作，曾任湖南作家网编辑。早年与文字为伴，后创业暂离笔墨。今重拾诗心，犹书未尽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