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塘的孩子

文/肖凌之

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叫月塘。

那儿是一条南高北低的峡谷，峡谷两边是或陡或缓的山坡，山坡上是层层的梯田，梯田上是连绵起伏的山，分住着肖、王、李、张、漆、尹、黄、许姓人家。

峡谷从南到北，以漆家为界，靠县城一边叫上月塘，另一边叫下月塘。我家就属下月塘的肖家院落，与李家院落隔一条溪、一条砂石马路相望。肖家人脾气火爆，所以李家常揶揄肖家的人是“肖家岭陡，后人出来脾气‘丑’”。

全村六山两田一土一分水，属典型的山地，田土少，缺水，除肖家、李家、张家各有一处岩洞流出的地下水，灌溉地势低洼的田地，山坡上的梯田则是干旱田，灌溉主要靠山塘天然水和二十里外的为兴修水利开通的完冲水库的水。干旱时节，要想接到水库放出的水，村里人必须通宵在向阳圳上游各放水口去守水，否则，长长的流水到不了岸。守水，也成了村里人的苦差事。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除每家每户几分自留地，其余所有的山、田、土、水都是生产队集体经营。自留地会按时令种些不同的瓜花小菜自家吃，主要还是靠出集体工挣工分吃饭。工分总数按年结算，生产队按全年收支情况测算工分的价值。好的年成，每10分折合人民币不到3毛钱，差的年份只有1毛多钱。男一等劳力全天出工记10分，一年365天满勤得分3650分，好年成能挣100元钱多一点，差年成也就是三四十元；女一等劳力全天出工记8分，全年满勤得分2920分，好年成折合成人民币不到90元，差年成不到30元；小孩劳力全天出工计2.5分，全年满勤730分，好年成可得20元多一点，差年成就是几块钱。这个数字都是按照满勤计算的，小孩只能寒暑休时出工，而大人谁又能保证一年到头天天都出工？生产队每年收成先要保证国家公粮，余下的才分配给生产队的社员们。一年到头，在吃饭的问题上，绝大部分的人家青黄不接，那些劳力少、挣分少的人家，尽管一年忙到尾，可能还要倒欠生产队的钱。我家就是这种。

全村的经济是典型的靠天收的低质经济。除了在平均每人不足一亩的水田里种双季稻，就是在旱地里种些玉米、花生、红薯、荞麦、麦子、烟叶。生产队有一间烤烟房，有些大人还教小孩抽烟。放牛时，在草坪挖一个洞，塞满烟丝，点燃，洞四周再凿几个小洞，几个孩子趴在洞旁，口含一个小竹筒，伸进小洞里吸烟。所以我的非正式烟龄是从5岁开始计算的。

社员们每天做什么，都听从生产队长的安排。每天凌晨，鸡叫三巡之后，天才蒙蒙亮，每户人家里那5毛钱的纸皮广播就响起了《东方红》，唤人们早早起床，然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广播之后，生产队长就站到高高的土台上，吹响口哨，招呼大家，给各人派活——张三到后山的唐家洼桐山里挖土，李四去户门前横冲里犁田，王五、陈三娘、二麻子去景山里掰苞谷，狗坨、二姑娘、满妹子，去长坵水田扯秧……五六十号劳动力都会一一点到，谁都知道当天应做什么，然后拿着相应的农具去干活，家里只留一个老人或不上学的小孩做饭，等着干活的人中途回家来吃。农村没有午休之说，吃完中饭就得接着去干活，不然就要扣工分。

出集体工，挣工分，用工分换取粮食。有手艺的匠人可以不出集体工，但要向公家报告，赚了钱也要折成工分交公。

我家里也不富裕。住的房子还是爷爷在世时主持修建的一座土墙青瓦木屋，我家与叔叔家各住一半，共用一个堂屋。父亲将我家的两间从中隔断，分成四小间，三间作卧室，一间作伙房。墙壁没有粉刷，土砖没接合的地方到处是小洞洞。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只有四个方木柜用来存放谷子和棉絮，两口木箱存放衣服，一张小方桌用来吃饭，连读书用的专门的书桌都没有。房外盖了一排土砖简易牛棚，挨着我家向外延伸，用来养牛、猪、鸡、鸭，放置犁、耙、粪箕、箩筐、扁担、锄头。

那时家里还没通电灯，就点煤油灯照明。买不起煤油时，就从松树林里抠松油来烧。晚上读书写作业，我就以内房的木柜为桌，点上煤油或松油，一直到深夜。一觉醒来，自己的脸黑成啥样自己是看不见的，但其实连鼻子和耳朵眼里都黑黢黢的。

那时买东西，除了手头要有钱，还得有生产队发的各种票证：买油用油票，买粮用粮票，买布用布票，买糖用糖票，买肉用肉票。票如果用完了，就算有钱也买不到这些东西。

有一次，天还没亮，父亲就把我喊醒，叫我到四里路外的公社杀猪站去排队买肉。肉虽只要8毛钱一斤，但一天只杀一头猪。待到我赶到杀猪站，卖肉厅里站满了人，我只能排到最后。轮到我时，只剩下空中飘动的肉腥味，肉早已卖光了。更恼火的是，我口袋里的肉票也不知丢到哪去了。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家，意料之中迎来了父亲对我的一顿臭骂。

肖家院落出地下水的那个岩洞，是村里几个岩洞中最大的一个。岩洞在山腰上，下端的出水口很小，但总有桶身粗的一泓水潺潺流出，给肖姓人家带来生机与希望。岩洞上端是三角状显露口，房屋样大小，人可以轻松地进出，里面有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底端是一条缓缓流动的阴河，阴河边上又是开阔的平地。据上了年纪的人说，这里曾经驻扎过长毛（太平军）。小孩常在这里捉迷藏，玩打仗的游戏。现在，这大岩洞的洞口建起了一座寺庙，取名清风寺，岩洞也取名为清风岩。

肖家院落的后山是肖家寨，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通往山顶。山顶略尖，四周是林立的怪石，怪石丛里长满了带刺的“扒船萢”藤蔓。在阴历五月时节，放牛时把牛赶至山顶，砍一蓬荆棘将唯一的入口拦上，牛就不会走失，孩子们可以尽情地采摘扒船萢，享受野果的味道。

父亲是生怕我下河游泳的，一旦发现必打无疑。一次，他发现我在水坝里游泳，拿起一根长竹竿就向我甩来。好在我会潜水，一猛子就游到水坝对岸去了。

到了季节，地里产的东西，什么能入口，我们就偷什么。

夏天，菜地里有黄瓜、凉薯、红薯、玉米、花生、甜高粱，房前屋后有桃子、李子、梨子、枇杷，秋天还有柚子、橘子、柿子可摘。只要没人看见，哪怕还是半生的，也是扯到手里就往嘴里塞。偷吃了还不算，还要把口袋也装得鼓鼓囊囊。在深秋的月夜里，正是偷吃的好时节。我们三五结伴，里应外合。那时节，清晨常响起一阵阵叫骂，被偷的人家，女人会跳起脚抓着双鞋子，边跳边骂，边拍边骂：“哪个短命鬼呀？哪个独食鬼呀？哪个炮打鬼呀？偷了我家的花生啦，呷了屙血！呷了屙痢！呷了绝人种……”什么话恶毒就拣什么话骂，那骂声悠长、尖利，穿透了整个院落。

每每听到这种骂声时，我们已经躲到了大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地笑个不停，并狡黠地轻轻回怼：“骂不灵！骂不到！骂回去！”

那时农村重男轻女，在我家，我却看不到当儿子的好处——只要被父亲察觉我在外头“犯了恶”，身边有什么东西，他操起来就往我身上揍。

那会儿，生产队长对我很信任，让我给社员们评工分等级，还给我交代了一事，那就是盯管各家放牛规不规矩，如果哪家的牛没看住，吃了公家的庄稼，我就得记下来上报队长，到年底时队长就会扣他家口粮。

一次，与我同院的堂奶奶家的牛吃了公家的玉米苗，我只是好心和堂奶奶提醒了几句，并没有记下来，更没有告诉生产队长。谁知堂奶奶不仅不感激我的好心，还跳起来朝我大骂：“你这个‘黄眼狗’，是不是现在翅膀变硬了？难道你忘了，前年你饿晕在桥头，是我扶你回来的，给了你一碗饭吃你才好过来。如今你居然来欺负我！养条狗还会摇尾巴呢！”这话被我父亲听到了，父亲不仅没有帮我出头、安慰我，反倒是把我拖去捆在牛栏上，从门旮旯里找来一根拇指粗的薅田棍，照着我就是一顿猛打，直至薅田棍打断掉才住手。

长身体时缺吃食，我只盼着家里常来客。只有客人来了，父母再难都会打肿脸充胖子，把家里喂养的几只鸡鸭捉一只杀来待客。在乡下，鸡腿鸭腿是小孩的专享，待鸡鸭做好上桌时，我先同大人一起分吃碗中鸡鸭的其他部位，等大人吃得差不多，还有肥肥美美的鸡腿鸭腿留给我。假如客人来了，家里却什么也拿不出招待，父母只能厚着脸皮跑东家上西家去借，哪怕是几个鸡蛋、几片腊豆腐，总归要比不来客时吃得好一些。至于父母的为难，那时我哪里能体会得到。

虽然穷，但漫山遍野，不同的季节总可以找到一些在孩子眼里上好的野东西。三月萢、扒船萢、茶叶萢、救济娘、野板栗、野柿子、野猕猴桃、嫩刺秆、酸蒿秆、杜鹃花……都可以直接生吃；什么野葱、野藠头、野芹菜、野枞菌、野蘑菇、野小笋，可以当菜炒来吃；什么野百合、野葛根，可以烤着吃；溪流里的小鱼、虾蟹和水田里的泥鳅、黄鳝、稻花鱼，弄熟后都是美味。

后山是座坟山，大人们常常谈鬼色变，但那山里长有不少的板栗树。我一个人钻进坟山，也不惧怕满山的阴气，便爬上其中一棵。年少毛躁，不小心摔到树下，隐蔽于草丛里的一窝大黄蜂嗡嗡而起，在我头上脸上一顿猛叮，头被叮得像个大皮球，一双小眼睛也被叮成了一条缝。我疼痛难耐，如丧家之犬，狼狈地回到家，好在隔壁有个婶娘正奶孩子，挤了一杯人乳，母亲给我仔细敷了好几次，过了好久我才从“猪头”恢复原貌。

磕磕碰碰的事还不少。

我家屋场外是五六米高的陡坎，坎下是另两屋同宗人家，坎上有一棵种了多年的十米来高的柿子树。一天中午，大人们还在吃中饭，我看到柿子树上有几个柿子熟红了，就按捺不住兴奋的心，顾不上吃饭，将木楼梯搬来架到树干上，爬到柿子树上去够枝丫尖上的那几个糖柿花（当地人称熟红的柿子叫糖柿花）。没有悬念，我从断裂的枝丫处掉下来，所幸命大，只是掉到别人家屋后的水坑里去了。正在吃饭的大人听到一声巨响才反应过来，以为我摔死了，哭的哭，叫的叫，喊的喊，我都听到了，只是摔昏了脑壳才作不得声。

12岁以前，我体质不好，要么时常发烧，要么这里生疮那里长疖。父母没钱带我上医院，只会问天卜卦、求神拜佛，然后用一些土法来应对。感冒咳嗽，就干熬着，听任自然；肚子疼，就往砂罐里装水烧热后在我肚子上滚一滚；头痛，便用热毛巾敷；哪里受伤出血，就抓一只蜘蛛烤死捣碎敷上。只有尿床最好过，父母照着听来的方子，在猪尿脬里放糯米蒸了给我吃。

除了小病小痛，我还受过惊吓丢过“魂”。父母听信同村人说的，去给我找巫师喊魂。巫师“收吓”的方法很有意思，点一支香，抓住我左手，对着我的手心念一通咒语，拿香对着我绕来绕去，念完咒语，让我攥紧拳头，再在我手腕上戴一个镇吓的小绳圈。为了效果更扎实，巫师还会画一道符，用布包上，用针线缝紧，然后把小布包挂在我脖子上。为了把丢失的魂魄喊回来，巫师一手提一根黄布条，一手用一支点燃的香对着布条比画，口里念念有词，之后将这布条点燃，烧完的灰烬抖落到盛有水的一个碗里，再让我喝下这碗水。到了夜里，按照巫师的嘱咐，父亲把房门打开，跑到屋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母亲则在床边答“回来了，回来了”，一喊一应，重复好几分钟。

父亲还特别相信算命先生的话，说我家“塘”小，养不出我这条“鱼”，除非认柏树、路碑、庵堂碑和别人的父母作干爹干妈，还要讨百家米、吃百家饭。父母深信不疑，硬是带着我四处讨要饭吃，还煞有介事杀鸡烧香放鞭炮，让我拜柏树、石碑和村对面一户李姓人家作干爹干妈。逢年过节，父亲还领着我去给干爹干妈拜节。

后来稍稍懂事些了，农活我样样学着去做：放牛、砍柴、打猪草、喂鸡、喂鸭，其实这些只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只要用心用力，都容易做好；抓鱼、捉泥鳅、捞虾米、钓青蛙、抓螃蟹、种菜，是有趣的事，我自然乐此不疲；担水、煮饭、炒菜、洗衣服，是必做的家务；挖土、犁田、薅田、担粪、踩打谷机、挑谷，都是重体力活，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帮着做农活，能给父母减轻些负担。农旱时节，守水、吊水、抽水，常常要熬夜，我就只能暑假里不上课时去给父母帮忙了。

修“水脚”、固田埂，防止水田漏水；烧石灰、烧草灰、烧垃圾灰做农用肥料；打农药、施化肥、除稗子，保证水稻长势好。这些都是技术活，我就跟在大人身后学。捡牛屎、捡狗屎作肥料，虽脏，但只要放下身段，都不是问题。

每年盛夏的“双抢”，生产队为了抢在规定的时节前头完成早稻的抢收和晚稻的抢插，特别实施了定额计分法。我那时也不过十几岁，每天居然可插一亩秧田，但挣得的不多的工分都是伴随着炎炎夏日，打着赤膊，踩着热水和烂泥，忍受着蚂蟥的两头叮才完成的。

读书时，我在课堂里学会了一句最朴素的话：劳力者治于人。我突然就理解了——每每看到父母成天起早贪黑，但因为大字不认，平日里没少吃没文化的亏，我在一旁虽急得跳脚，却又无可奈何。

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默默将它们埋藏在心底。放牛时，我带着课本，边放牛边读；跟随大人出集体工时，我也带着书，中途休息时就翻翻；家里来客了，我就爬进阁楼里去看。一天夜里，我在内房里待到很晚，读读写写，结果一条蛇从面前的墙洞里爬出来，顺着墙面慢慢往上爬。我吓得手脚冰凉，连瞌睡也没了。好在“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常干农活，跟在大人身后也经常遇到蛇，只是这次是如此近距离地独自面对罢了。蛇是无毒蛇，且又消失于另一个小洞，但我依然结结实实给吓出一身冷汗来。

那时念书上学，每学期的学费只要几块钱，可就这区区几块钱，家里也都拿不出，于是母亲就去跟在社教煤矿当工人的舅舅借。有了学费，还要准备学习用的铅笔、橡皮、三角板、圆规那些，不好再开口跟舅舅借，我就自己想办法。山里地里能变钱的我都钻山打洞地去寻：可换钱的构树皮、鸡毛、鸭毛、“鸡菌子”、牙膏皮，可拿来酿酒的金刚刺、金樱子、栎子，还有野板栗、野栗子、野柿子、野蘑菇，麦冬、半夏子、过路黄……

有一次暴雨后，离家不远处，一条平日里温顺的小溪因为涨水成了翻滚着浑水的河，为了去岸边砍构树，顾不上急流，我懵懵懂懂地就过去了，哪晓得一脚踩虚掉到了水里。尽管早已学会狗刨，但平日里清浅的小溪，此刻我手脚并用都够不到底。翻滚的洪水卷着枝条垃圾从身边飞速地流走，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岸上没有大人，没有人看到我不断挥舞挣扎的双手。也真是命不当绝，顺着水流漂了几十米，我被冲到了岸边一丛灌木边，我死死揪住枝条，爬上岸来。

苦难日子催人熟，穷人孩子早当家。我在月塘这个地方，从一个细伢子长到了16岁，便怀揣着梦想走向了远方。后来，每次回到月塘，看到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田，这里的土和这里的老屋、岩洞，我就仿佛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脐带依然连在这里，没有被剪断，总让我想起年少时那些难忘的时光。

（原发《湖南文学》2024年10期）

肖凌之，笔名石川，一个曾在繁忙的机关工作之余还坚持写作的公务员，中国作协和湖南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旅游报》《湖南日报》《新湘评论》《湖南文学》《湘江文艺》《文艺生活》等报刊，著有随笔集《人生如字——谐音字趣谈》（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