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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洞庭湖畔到湘江之滨札记

文/福奇

当年邮局月发行量52万份、位居全国前茅的《年轻人》杂志，原为共青团湖南省委机关刊，一般由团省委宣传部一名副部长兼任社长和总编辑。那时我曾任团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因政策调整，该刊现转隶湖南出版集团。近日应“我与《年轻人》的故事”征文之约，谨以此文，修订往事，献给这份承载着无数华夏年轻人记忆的刊物，也纪念那段未曾远去的青春岁月。

那是八年前，我应邀出席湖南出版集团青春盛事，即第二届团代会。大会选举圆满结束后，新晋团委书记对我说：“主席，给大家讲堂团课吧。”于是，首次“走心”地与一群年轻人分享了一组未曾讲演过的励志故事。即兴谈了几个观点，讲了几件往事，是青春的注脚，也是年轮的回响。

一、革命须要拼命

应该是多年前的事了。那天儿子从国外留学归来，因有公事未能去高铁站接他。下班匆匆回家，餐桌上似乎比往常丰盛，几道家常菜中，红烧肉的做法有些特别。儿子一边从厨房走出来，一边略带腼腆地说：“老爸，在英国和同学同吃同住，分工掌勺一年。今天有点激动，红烧肉焦了点。”看着身高一米八四的儿子，一年多来悬着的心终于落地。那晚，爷俩开了几瓶啤酒。眼看儿子即将就业，自己从业多年的感悟也涌上心头。次日儿子告诉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关“区委组织委员”的故事。

这要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国家机构改革说起。1983年以前，县一般下辖区公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及生产小队四级。我的家乡也是我1982年9月就业第一站，它是一个农业大县，是国内驰名的鱼米之乡，地貌呈“三分垸田三分洲、三分水面一分丘”的特征，设有九个区、三十六个公社。因当过学生干部并发表过散文，被遴选为县委办公室干部。虽长于被乡村包围的洞庭古镇工人家庭，亦未深入接触过“三农”问题。工作四个月后，与县直机关十名大专院校毕业的年轻干部一道下派人民公社。他们是中共党员，均为公社副书记；我年龄最小，共青团员，任公社秘书。从此均从基层一线干起。

初来乍到，人生地疏，唯有“干中学，学中干”。不熟悉农事，便找来一本农事百事通台历，预事先知，打好“提前量”。公社秘书职务虽低，却事无巨细：既要管电话员、广播员、打字员、炊事员等的杂事，也要综合情况，逐级汇报：一天一次向区里电话汇报，两天一次文字汇报，三天一次当面汇报。半年后，县里组织九个区委秘书和三十六个公社秘书进行了一次情况汇报“比武”。结果，我排名前三。那些区社秘书都是南洞庭的“麻雀”，淋过雨，见过风浪，汇报起来嘴巴里能跑火车，“顺口溜”“四六句”张口就来。而我，靠的只是勤奋。

口头汇报过关了，如何快速提升公文写作层次？当时我们公社是全县发展农村种养专业户的试点，一批打破“大锅饭”、先行致富路的农民兄弟率先踏上勤劳致富之路。于是我当即制作了一份调查问卷表，用半个月时间，骑着花了几个月工资凭票购买的自行车，挨家挨户走访了辖内一百家万元专业户。统计分析后，一份四千五百多字的专题调查报告跃然纸上，详尽分析了各种专业户的产生原因、现状、问题及发展方向。调查报告寄送县委办公室，被转呈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阅示后刊登在《县情简报》上。

那些撰写调查报告的蛙叫蝉鸣的乡村夏夜，天气尤为炎热，蚊蝇也多。当时整个人民公社从公家到私人尚无一台空调机，降温靠的是电风扇。于是每天晚上，便将一台摇头扇放在椅子上对着上半身吹，再用铁桶盛满水，将双脚泡进去，解决上半身蚊叮、对付下半身蚊咬。一个夏季稀松平常的一幕，恰巧被下乡路过的区委组织委员看到，成了他大会小会、田头村间逢人便讲的佳话。

二、苦干也要巧干

从田间地头的汗水，到高校思潮的激荡，变的是阵地，不变的是方法论：苦干是根基，巧干是枝丫，两者依存，互为表里，方能撑起一片绿荫。

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与同事一道在职工食堂用罢快餐。回到办公室内，随手翻开书柜中我的一本随笔集，偶见收录的一篇通讯，眉题是“提高复杂情况下辨别是非的能力”，正题是“湖南高校学习马列原著与参加义务劳动蔚成风气”。这篇报道同日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与《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一条地方通讯员来稿同日登上两家中央级大报头条，确实罕见。这背后，便是“巧干”。

有一年秋收冬藏之后，湖南团省委、省学联召开高校团委书记会议，团省委学校部部长兼省学联秘书长问我，能否去会上搞点新闻宣传。我欣然应允。会议初期，并未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点，只听到有人提及学生看书、搞劳动。我随即插话提问，并临时手抄下发了一份调查问卷：一问看了什么书，二问干了什么活，三问参与面有多大？会议议题随之集中。经过各校详细统计摸底，一条反映当时高校学子攻读马列原著、积极投身义务劳动的新闻线索清晰起来。稿件通过电波传向北京。次日，两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同时刊发。令人惊讶的是，《中国青年报》从标题到正文一字未动。此后，《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全国各地新闻媒体接连报道此类消息，形成一股传媒与高校相向而行的热潮。

三、力度还要温度

这篇短文让我想起一桩往事。

那时岳麓山下、湘江河畔的长沙，似乎没有当下这么高、这么大、这么喧嚣。尤其是五一广场的结构和形状，地上与地下，演变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如今的广场东南角，耸立着造型平实、色彩谐和的平和堂商厦，由此揭开了它与友谊、阿波罗、通程、中山等“商业五虎”闹长沙的序幕。在此之前，这里还挖出十七万片吴简，成为当年国内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再把时间往回倒，这里是声名远播的“凯旋门”大楼。正门右侧，有一家专做标牌、证书、锦旗等的工艺社。几十年前的一天，我慕名推门而入。当时正经办“全省优秀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者”评选，需制作一批荣誉证书。走街串巷，左挑右选，不是字体不甚丰富，就是设计尚欠新意。于是，当场草书“证书”二字交给店主，并告知其配备何种布面与颜色。

这项活动策划实施得非常成功。省内一百多个市州县区和大型厂矿、高等院校推荐了候选人。最终，二十三名因关心青年成长、热心青年教育、扶持共青团事业而享有“年轻人良师益友”美誉的各界人士当选。

后来有同事告知，在省会五一路、黄兴路、蔡锷路上大大小小的标牌社，几乎都有以我的手迹“证书”二字为封面的各类证书出售。字体依然，用途依旧，在他看来却格外夺目。是夜，新月如钩，心平似镜。信手翻开《著作权实施条例》，诸店此举确有“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之嫌，轻则罚金，重则处刑。此刻，不禁想起《后汉书·冯异传》中的两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四、履新更要创新

20世纪最后一个腊梅初放的冬天，因团干年龄所限，经省委领导提议，我从公务员序列转岗新闻出版系统。投身出版湘军二十余年，第一站便遇到一家“资源近乎枯竭”的亏损企业，员工因故萌动集体上访迹象，得知公司多半员工次日同去集团总部，我立刻从晚上七点至凌晨两点，给其中十一位新老员工逐一打电话沟通；次日清晨，只身前往集团总部一楼大堂静候，结果同事们均未前来，事情止息。经公司上下几年的加倍努力，喜获“全省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与“集团完成经济指标一等奖”；在集团全力支持下，通过精心运作，改革重组圆满成功。之后转任另一家子分公司，为促成一宗几无可能的重要项目，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我第一次抵达某省会，便从午时谈到傍晚，将甲方两名负责人“策”得晕晕乎乎，最终与对方达成双赢，累计销售数亿元。

这些年，多半时间从事群众工作，服务两万余名员工，职责涵盖宣传动员、民主管理、权益维护、访病问苦等，这些与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一脉相承。多年来，在集团各级党政支持下，我与同事全力创建职代会制度与职工之家，新建扶贫帮困基金与各类职工文体俱乐部，创办各项文体年度赛事与职工“春晚”，落实各项福利与保障措施，多次获得湖南省直工会的表彰与嘉奖。

二十几年前加入出版湘军，方知“为什么能吃辣椒会出书”。这不仅因为湘菜的香辣，更因为这片土地流淌的“辣劲”。毛泽东、刘少奇与何叔衡、杨开慧、郭亮、李立三、李维汉、陈树湘等革命先驱，百年前就在长沙清水塘畔结盟追求真理，点燃革命火种。开国领袖那句“不吃辣椒不革命”的名言，正是湖湘儿女“霸蛮”精神的生动写照。地处清水塘畔的湖南出版，连续十七年入榜“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其密码在于勇担文化使命、坚定出版主业、坚持稳健经营、推动融合发展、锐意媒体改革、拓宽国际视野，在多元化交融中彰显主流价值，在社会生活演进中实现文化价值，在先进文化传播中创造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