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辞日暮重抖擞

——我的艺术道路

文丨王憨山

王憨山肖像。邓伟拍摄

中华民族的先民崇拜龙的图腾，自诩为龙的传人，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便也出现了许多以龙命名的地方。我的老家就坐落在湘中龙山之阴、古连道县城龙城（早已废弃，俗称“城围子”）一侧、一个名为“龙田”的田垅上（今属双峰县龙田乡），屋名亦日“云龙堂”。1924年农历十一月初三，我就出生在这里。据说，生我的先天晚上，母亲做了一梦，梦见一条巨龙盘在屋上，向她嘘气，故父亲以龙能“嘘气成云”之意，给我这个长子取名“嘘云”。想是望子成龙吧？

父亲的心愿无可非议。他自己一直在乡里教蒙馆，郁郁不得志，自然对儿子寄予厚望。但我小时生性好动，喜欢乱涂乱抹。家里的粉墙门板，成了我方便的画板；院里的鸡鸭花木，成了我天然的题材。母亲出自农家，禀性贤良宽厚，望着我经常是一双污黑的小手和一张开心的“三花脸”，不但不加责怪，还充当我“作品”的第一个观众和评论员。父亲是孔夫子的信徒，见我有母亲的保护鼓励，只好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搬出他曾在纸厂做画师时买来的《芥子园画谱》，展纸磨墨，索性让我临摹起来。当然，这是有附加条件的：一是每天点读的“子曰诗云”，非背完不可；二是还要临一大张楷书字帖，非写得工整不可。我已迷上了那个《芥子园画谱》，为了画画，自然不敢违命。这样，在父亲身边一边读书一边习画，大约学了八九年，我的诗文、绘画基础，也就是在这八九年间给打下的。算是练了点“童子功”吧！

1939年春，我已经吃15岁的饭了，父亲感到再呆在他身边已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教新学的双峰高等小学校移到了离家不远的水口办学，父亲便让我进校插班，只读了一年六年级，便于1940年春考入了也移校在乡下的湘乡中学。湘中三年，我的语文、图画成绩一直在学校拔尖，一些老师、同学曾向我索画留作纪念。时隔46年，1987年我首次在长沙举办个人画展时，当年的同学后在湖南师大任教的刘光先生，还记起我曾送他一幅《荷花》立轴，并以此在留言簿上写道：“少年会友见精神，出水芙蓉一片新。雀跃鹰翔风雨后，嘘云豪气憨山真。”这是后话。

说到“嘘云豪气”，实际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初中毕业，我考上办在湘潭的华中高艺，但只读了一期，听说南京美专移校益阳，便又赶去报考，竟考上了本科班，总算碰上了一位真正的国画大师——高希舜。高老师功底深厚，对学生的基本功也要求甚严。当时我年轻，精力也足，每天鸡鸣即起，摸黑强行练线，直至一纸全无白处。高老师又注重写生，如花朵的阴阳向背、叶面之背反、枝条之生节处，所有来龙去脉，均要求一清二楚。这些均使我后来的花鸟画创作受益匪浅。然而，由于小时少受约束，加上来自山野，养成了一种放荡不羁的脾性，我总觉得高老师只重写实，不大讲写意，不合自己的胃口；高老师又似乎不大喜欢读古书，作画也从不自己题词，显得意境不高，我心里便有点不大安分了。因为自己在古书里翻了一些东西，妄图在花鸟画中有所作为，对陈半丁、张书旗的画看不上眼，认为他们画得太时髦光滑，五颜六色，墨少，媚俗，没有文人画气味；对吴昌硕、齐白石却非常喜欢，在表现手法上想学他们。以后又在书中逐渐接触扬州八怪，如八大、石涛、徐渭等，想走中国文人画的路子。从1943年秋到1944年夏，我在南京美专的这两年，用王国维论词的三种境界来说，那还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时，日寇为挽救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妄图打通中国大陆的南北交通，悍然进犯湖南。时局更趋紧张，学习也不安定，我便离开美专，跑到了贵州省，在民德中学教了一年美术，曾在一朝图成《百雏图》，并题曰：“假尔丹青写性天，呼来啁啁满堂前，生平也有将雏志，得失鸡虫一慨然。”仍然未脱书生狂气。接着又转到沅陵国立九中教书，仍教美术，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

由于念念不忘自己理想中的中国花鸟画，想继续自己中断的学业，1947年，又辗转来到江浙一带，得以就读杭州国立艺专，拜在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的门下，与现在中国工艺美术学院的奚小彭先生同窗共读。潘先生的画，以写意为主，书又读得好，对我坚定走文人画的路子以很大的启迪。在我们中国，文人虽不都是画家，而画家却必定要成为文人的，如王冕（牧童）、仇英（砌匠）、齐白石（木匠）等。因为中国画融诗、书、画为一体，非文人不能及。文人画不工于形，而重于神，故以写意为主。动于情趣，发于意旨，达于神韵。这情、意、达的发挥，又是由其人全部修养所决定的。所以，学画必先读书，还得真正读进去。我的一枚闲章，“二分写字，二分画画，六分读书”，就是源于这种认识。写字仅次于读书，不会写字，画画也无从谈起。我写字学得乱，开始学赵（孟頫）、颜（真卿）、柳（公权），有那么一点味了，但自己又不满意，转学写（魏）碑、（李斯）篆、钟鼎、石鼓、龙门十二品等，写了很久，后来又学《爨宝子》《好大王》，最后才学金冬心。此人生前写灯笼字都没人要，讥为“漆书”（写字用刷子），很不受人欢迎，但他书读得好，我喜欢。图片

在杭州国立艺专读了一年，正逢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1948年秋，我离开杭州返回湖南，在省督学同乡唐诗戡先生的介绍下，到长沙一个意大利天主教教会办的丽文中学教课。至1949年夏初，解放军横渡长江，蒋家皇朝分崩离析，教会学校也作鸟兽散，我便回到家乡，在刘资生领导的湘乡地方兵团政治部里搞宣传工作。当时，双峰（原属湘乡县的中里）尚未解放，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为安定人心、迎接解放，做了不少工作。到九月，湘乡解放，地方兵团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便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隶属12兵团，在省军区政治部战士画报社任编辑。

从一个狂放孤傲的搞艺术的学生，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这两者反差之大，自不待言。既然中国成为新中国，我个人当成为新人。因此在参军报名的时候，感到名为“嘘云”多少有些空幻色彩，望着涟水对岸一排大山，与大地紧紧连在一起，几多踏实，几多沉稳，“矫枉必须过正”，何不取名“憨山”？我的名字就这么改过来了。

名字改过了，不一定多年的积习就一定能改过来。从解放区带来的文艺理论与艺术实践，与自己心中的传统文人画，简直南辕北辙，自己也曾一度盲目热忱地学过木刻、新式宣传画之类，但毕竟积重难返，不能适应，因而，坚持到1951年便请求转业了。接着，在省幻灯制片厂干了一年编辑，又在中南民族委员会协办了一年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均属临时性质，机构一散，各回原籍。

1953年秋，我又回到了双峰。在永丰镇一完小任教，但多被县文化馆借用，一直到1956年，才正式调到双峰二中任美术教员。这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阶级斗争越来越紧，文人画是不敢问津了，画画人也真的脱胎换骨了。1965年调入县文化馆后，除了应付办展览、墙头画、忠字牌，什么八大、石涛、徐青藤，早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也幸亏丢得干净，倒也没伤筋骨，总算捱到了1980年退休。阿弥陀佛！

退休还乡，隐居农村，朝涉青山，暮宿瓦屋，流连于山花野草，嬉戏于虫鱼鸡虾，倒也安闲自在。然而，闲得久了，手又有点发痒了。何况，拨乱反正之后，政治清明，文人画再也不会当黑画来批了，自画自赏，白娱自乐，总没什么大问题吧？终于，一个意外的收获，使我获得了一个根本的转机。那是1984年，龙田乡集资办学，有人怂恿我说：你的画画得好，何不画些给我们去卖，兴许也能卖几个钱呢!我想也是，集资办学是好事，乡里乡亲，义不容辞，而且，我的画究竟有没有人要，不也可以试一试吗？于是，我一气作画300幅，结果竟买了24000元。这在当时，已不是个小数。

学校建成了，我的信心也恢复了。“六十无闻悟是吾，春华秋月酒家沽，不辞日暮重抖擞，泼朱走墨呼小雏。”这首题在一幅小鸡图上的竹枝词，正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一切从头开始。重新读书，重新练字，重新画画。在做了两年准备后，1986年，我正式开始了写意花鸟画的创作。

我是主张作画要画画稿的。一幅斗鸡的草图，就一连画了十多张。有时往往在一张画稿上剪剪贴贴，补丁加补丁，林凡戏称为“几如老妪作鞋底，层层补缀，挺然如板”。我以为唯此才能做到放胆落笔，狂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不失纤弱。在用墨上我也主张要给足，墨要给足，色要给足，给足才有分量。构图上一般讲疏密有致、浓淡相宜，而大疏大密、大浓大淡、大虚大实到至奇至险，也不妨试试。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宗”就是中国文人画的优良传统。朱耷“白眼向人”的鱼鸟、郑板桥“咬定青山”的墨竹、齐白石的《不倒翁》、蒋兆和的《流民图》，直抒胸臆，立见肝胆，愤世嫉俗之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还有传统的技法也要有继承，不继承奢谈创新，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问题是食古要化。化从何来？观察生活。我为了仔细观察，有时看鸡打架，一蹲就是个把钟头。有次去长沙，到太平寺火车站搭火车，碰上两头牛在斗架，牛斗得难分难解，我也看得如痴如醉，等到看完，火车早开走了。师造化是为了出造化，师大家也要出大家。不能单纯玩技巧，要有你自己独到的新的发现。你的画就是你的话——你对世界的解说，这也许就能够出新了。

1987年5月，为了检阅自己重握画笔以来的成果，我背了两麻袋画卷，诚惶诚恐首次在湖南师大美术系的展厅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画展应该说是成功的，得到了许多专家同行们的鼓励；报纸、电视台作了介绍，湖南美术出版社决定出一本《王憨山画集》；湖南电视台、广州电视台还联合录制了一部电视专题片——《花鸟画家王憨山》，在中央和一些省市电视台播出，后还在全国电视片评奖中，获得了专题片奖。我的一位故乡旧友，突然在电视上看到我举办画展的新闻，惊叹之余，连夜命笔。其中有这么几句：“……果然妙笔难偕俗，直到星沙始展观，秋桂经霜香逾远，春风得意泪犹含。”我数十年的苦心孤诣、曲折艰难，他是深知的。画画的宣纸，仅能用七分钱一张的次纸，一直用到展出。但他可能根本想不到，办这次画展，我没有（也不会）求赞助，也是打肿脸充胖子。为了省钱，白天在岳麓山下的展厅里忙上忙下，夜里要赶乘十多里的公共汽车，投宿于火车站内一间有上百个床位的大房间，铺号为96号。何哉？在长沙再难找到第二家只收一元钱的铺位，而且这一路公共汽车早发晚收。

长沙画展后，我的境遇有了改善，特别是省文联、省美协领导对我的推重，使我更加增强了信心。在准备了三年之后，我决心向北京发起冲击。然而，当我真要到北京办画展的消息一传开，关心我的人又无不为我捏把汗。北京——那可是个汇才涌萃之地，你一介山野村夫，人家知道你是老几？那些名家、学者、教授，一个个学贯中西，见多识广，人家会卖你的账？幸亏得到当年12兵团战友、当今著名书画家林凡的力主，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我事先带了一些新作到北京搞了一次“火力侦察”，小范围内的反响还不错，便于1991年9月中旬再次进京，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对外正式展出（当时中国美术馆正在修缮）。

还是囊中羞涩，开幕式、剪彩一律免礼。只想会冷冷清清，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赶来，而且一天比一天人多。这其中既有著名专家、教授与各美院学生，又有喜爱艺术的各界干部、群众和老外。一些新闻媒体的记者和艺术杂志的编辑，开始只来了少数几家，后来许多不请自来，如《人民中国》（外文版）副编审杨士俊先生，是在画展开幕几天后才闻讯独自一人赶来的，原本只打算溜一眼，可看了以后当场拍板：本期《人民中国》抽下他人作品，在中间彩页发我四幅画，连同作者肖像与简介。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人称当代“中国诗圣”的艾青先生和“美学泰斗”王朝闻先生。艾青先生腿脚不便，他是让人推着轮椅看完整个画展的；王朝闻先生在家养病不能前来，打电话来约我去他家见面，带病与我畅谈了半个下午。

到底是首都！也许是名人太多了吧，人们倒不那么重排场了。

也许我是借了江西黄秋园、四川陈子庄二位先生的光，他们二位都是辞世以后，由后人将作品进京举展，始为世人所知道。我有幸活到今天，人们不愿看到黄、陈二位的悲剧再度重演。中央美院的教授给画展以过誉的评价。周建夫教授说：“好像一股大风来了，一个很大的声音来了。”中央美院上上下下，的确好像刮了一股风，先是国画系的学生来探风，后是各系的学生接踵而至，一些同学甚至带着画夹在展厅临摹起来。这风怎么刮起的？新华社专为画展发的一条电讯可以作个注释：“此间人士称之为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大概像人们吃多了大鱼大肉，如今来点新鲜蔬菜，倒开了胃口吧？

北京展出以后，接着又应邀赴广州展出。此次是由广州电视台独家赞助，开幕式、剪彩、座谈会，有声有色。人们讲话总把我与中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扯到一起。广州美院副院长张治安先生说：“自潘天寿先生之后，中国画越来越纤细，柔弱，过于强调潇洒，强调完善之态（指笔墨，而不是构图）。我曾在看了潘先生的遗作展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如今谁追如椽笔，横扫千军起大潮？’潘先生死后，中国花鸟画没有那种雄浑了。所以，看了王先生的画展，非常高兴。”我这个潘先生的弟子，总算没辱师门。

北京、广州展出后，我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龙田乡保丰村。本想潜下心来，日出而画，日落而息。无奈儿女大了，都要找个饭碗；家有“漏”室，画案难以安放。为儿女找工作，为自己砌画屋，不得不四处求告，四处应酬，实在是不想为而为之。如今一晃又是五年，儿女总算有了安排，画屋也基本砌成（虽然背了一身债），是到该拼老命的时候了。我记得在北京举展时，与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钱绍武先生深谈近四个小时的那一晚，钱先生向我介绍了刘小岑教授的一幅新文人画，题曰《死不了》，画面粗笔勾一破脸盆，里面栽了一种植物，学名“太阳花”，俗称“死不了”，不浇水它也不死，一浇水能开出艳丽的小花。钱先生说它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你重视也罢，不重视也罢，就是死不了。它能尽自己一点心力，装点这个世界。我不敢说我就是“死不了”，但尚能饭，每餐三碗，争取活到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不是没有可能。长沙画展后，发誓要用完一千担洗墨水，这个愿是一定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