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老屋

文/续丰收

仿佛白驹过隙，少小离家，三十多载悄然远去。生活在省会都市久了，不经意间总会想起偏僻山旮旯里的老家和那残存的老屋，再加上年近九旬的母亲执意住在乡下，于是，我常因探视母亲，回乡下小住，每每置身那片老屋，久远却十分美好的记忆便浮现开来。

老屋应该是我爷爷遗留下来的。有堂屋、厨房、两弄三间住房，堂屋与住房之间有一个不大的天井，靠近天井里边的两间住房原来是二伯父一家住的，后因二伯父一家搬迁到了市里，他考虑到我们家兄弟姐妹多，便无偿转送给我们家了。堂屋的上面，都铺满了厚厚的木制楼板，硬是把土木结构的房子，分隔成了“楼房”。只有这样，也才能基本上够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居住。

我们姐弟五人便是在这里相继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随着祖父母去世、二伯父全家进城后，我们七口之家就蜗居在这狭小的老屋里。在那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年代，靠出集体工挣工分并按全年全家所得工分的多少，来享受生产队所分配的食物。而我们家在当时是典型的人多劳动力少的家庭。七口之家，我们姐弟五人因年幼而无法参加劳动，仅只有父母在队里出工挣工分。所以，父母一年到头，早出晚归，加起来也仅只有五千余工分。一到年底队里结算后，我们家所分得的食物也是全队算少的。

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吃饭就成了我们七口之家的头等大事，缺吃少穿便是常事。为此，父母不得已将祖父母遗留下来的三间土砖房中唯一值钱的门窗门页、木楼板、屋檩子变卖，换成食物给我们充饥。现在回想起来，也难免心酸，更体会父母的无奈。

1978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田土分包到户，并允许开展多种经营，我家也随着我们的逐渐长大，协助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仅有的三间住房已容纳不了日渐长大的我们，解决住房问题迫在眉睫。

那是1983年，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父子起早贪黑地挖地基、担屋场、和砖泥、制土砖，父亲搓泥的响动总在春分前后响起。他将晒干的麦秸剁成寸长，掺进黄泥里反复捶打，古老的夯土声沿着河岸荡开涟漪。我们五个孩子像啄食的雀儿围在泥池边，看父亲把稻草纤维织进大地的肌理。母亲在暮色里挑来溪水，她瘦削的肩头晃动着两只木桶，倒映的星子便碎在泥浆深处。新垒的土墙需要三年阴干，燕子就在这缓慢的时光里衔来草茎，在梁间筑起六个温暖的巢。从那后，居住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

后来，三哥成家后也从大家庭里分了出去。于是与父母一起过的只有大哥和我。1990年，我19岁，报名参军入了伍，并在部队考上军校，成为军队干部后，我就基本上离开了老家。

参军三十多年后，我从部队退休并选择居住在省会长沙，由于老母亲执意留在衡阳老家，我也只好逢年过节回老家看望，但就如看望老母亲一样，我对家乡老屋深情款款。只是泥墙终究抵不过岁月，只见檐角残存的半片瓦当正在滴雨，像一只锈蚀的铜铃在风中呜咽。

我们像离巢的燕雏次第飞走，留下老屋在风雨中渐渐佝偻。我站在坍圮的土墙前数算裂纹，如同数着母亲梳齿间银白的发丝。那年大姐出嫁，嫁妆抬过门槛时震落墙皮，纷纷扬扬如褪色的红纸屑。那些被雨水浸润了半个世纪的泥坯，还倔强地保持着最初的弧度，仿佛老屋仍在用残缺的肋骨庇护着青苔覆盖的童年。

三十年后再见时，只剩门框倔强地框住一方天空。门槛石缝里钻出的野葵花，正替母亲继续等待游子归来。坍塌的土墙里露出当年我们偷藏的玻璃弹珠，裹着泥浆像琥珀封存的星辰。灶膛余温早已冷却，可那些嵌在墙缝里的麦壳，仍在讲述某个春日的夯土声。

暮色漫过废墟时，恍惚看见父亲还在修补漏雨的屋顶。他的剪影与梁上燕巢重叠，新泥旧泥层层交叠，在记忆里筑成永不坍塌的宫殿。风穿过残墙的孔洞，奏响我们童年枕过的陶埙。原来老屋从未消失，它只是化作了大地的掌纹，在每年燕子北归时隐隐发烫。在每年燕子北归时隐隐发烫。